《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是中国史学史上一部著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全书共354卷，囊括上起战国，下迄五代的1362年的历史。《通鉴》包罗宏富，卷帙浩繁。它是由司马光主编，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协助，用了十九年的时间完成的。作为司马光的助手之一，范祖禹在编写《通鉴》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过去讲《通鉴》时，往往只谈司马而少谈范与刘，这是有违历史真实的。对此，本文试评述之。
    范祖禹，（1041——1098），字淳甫（一作夫），成都华阳县人，北宋著名的史学家。他不仅参加了编撰历史巨著《通鉴》的工作，而且还编撰了《唐鉴》等历史著作。
    治平三年（1066）四月，司马光奉诏设局编修《历代君臣事迹》。司马光任主编，刘攽、刘恕任编修。治平四年，神宗钦定《历代君臣事迹》为《资治通鉴》，并手书《资治通鉴序》。熙宁三年（1070）四月，刘攽与王安石不和，被贬通判秦州。由于书局缺员，司马光遂推荐范祖禹入局代刘攽。是年六月，范祖禹入局，时为三十岁。当时，史家如林，治学严谨的司马光为何独独选中了年青的范祖禹呢？笔者认为有如下一些原因。范祖禹自幼丧父，寄居其叔祖范镇家。范镇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曾参加过《新唐书》的修撰。在这书香门第里。范祖禹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和严格的训练。范祖禹入书局前已具有相当的治史能力，这是司马光选中他的主要原因。另外，范镇与司马光关系十分密切，《宋史·范镇传》说：“镇平生与司马光相得甚欢，议论如出一口，且约生则互为传，死则作铭。光生为镇传，服其勇决。”①因而，司马光对范祖禹的家学渊源和才识甚为了解，正如他在元丰七年《荐范祖禹状》中所说：“自祖禹年未二十为举人时，臣已识之。”②由此可见，当时尚未成名的范祖禹被推荐代替著名学者刘攽参加修撰《资治通鉴》，这不能不说是司马光独具慧眼。
    范祖禹在书局十五年的活动大致是：从熙宁三年到元丰元年修唐长编，从元丰元年到元丰七年，先后协助司马光粗删、细删唐长编；《通鉴·唐纪》成后，则协助司马光细删五代长编，直到全书完成。范祖禹入局的时间，史载有殊，《司马温公年谱》认为是在熙宁三年九月，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则说是在熙宁三年六月，④二说孰是，待考，今暂取《长编》之说。《宋史·范祖禹传》说，他“从司马光修《通鉴》，在洛十五年”，这是误记。实际上，范祖禹入局后在汴京两年；熙宁五年书局西迁洛阳，到元丰七年《资治通鉴》书成，范祖禹在洛共为十三年。
    范祖禹入书局时，书局已开设四年多了，编修长编的工作大致已进展到唐部分，因此，他一入局就着手整理唐朝史料。此时书局的分工是：两汉以前，由刘攽负责；三国、两晋、南北朝、隋，由刘恕负责；唐由范祖禹负责；五代的长编工作尚未开始。如《新注资治通鉴序》载：“修书分属，汉则刘攽，三国讫于南北朝则刘恕，唐则范祖禹。”这段材料未说明隋部分由谁负责。据《嵩山文集》载：“公休（司马康）尝告曰：……《史记》、前后汉刘贡父（刘攽），自三国历七朝而隋则刘道原（刘恕），唐、五代则纯甫（范祖禹）。”⑤这里司马康说隋由刘恕负责。但在司马光给范祖禹的信中却说，“隋以前与贡父，梁以后与道原，令各修入长编中。”⑥司马氏父子二说矛盾。实际上，二刘都从事过隋史的编写工作，只是时间不同而已。熙宁四年，书局分工又有所调整，但对范祖禹无影响，他仍专修唐史部分。范祖禹专修唐史有二个原因：一是他入局时正好唐部分还没有开展工作，二是他对唐史非常熟悉，分工是“各因其所长属之”。⑦范祖禹修唐长编大体上采取了两个步骤，首先是做修长编的准备工作，其次再着手修长编。⑧在搜集、整理资料和修撰长编时，他都遵循司马光所手订的“宁失于繁，无失于略”的原则。在准备工作阶段的具体方法是：（1）做“丛目”，即以《唐实录》作为基本线索， 将其中的重大事目标出来，按年月编排，组成一个总的纲目。然后，将《实录》中有关事宜系于“丛目”之下。⑨（2）做“附注”。将《新·旧唐书》的纪、志、传、 补录以及诸家的传记、小说和文集“稍干时事者”，均按年月先后分为若干篇卷，各系于“丛目”之下。“《实录》所无者，亦须依年月添附，无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⑩当以上工作完毕后，则着手修长编，具体方法是：（1）将各事目下的全部史料仔细阅读一遍；如果其中有事同文异的， 则选一条明白详备的记录下来；史料不完整的，互相补充；年月事迹有矛盾的，则经过核实考定，选择一条“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11)余下的史料则仍然附注其下，以便明瞭取舍之意。在检阅史料，时高度重视非正史的史料，如司马光所说：“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12)（2）凡年号都以后面的为定。（3）凡诗赋只是文学作品、诏诰只是除官、妖异只是怪诞、诙谐只于取笑之类，一律删削；但如诗赋有所讥讽、诏诰有所戒谕、妖异有所警戒，诙谐有所补益，则全部修入长编。（4）在搜集、整理史料和修长编时，采取分工合作的办法。司马光认为：“隋以前者与贡父，梁以后者与道原，令各修入长编中，盖缘二君更不看此书，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后、天祐以前，则此等事尽成遗弃也。二君所看书中有唐事，亦当纳足下处，修入长编耳。”(13)司马光给予范祖禹的具体指导，使他受到很大的教益。范祖禹能称职地作好《通鉴》唐长编的修撰工作，迅速地成长为著名的史学家，是同司马光的教诲和帮助分不开的。
    范祖禹修唐长编用了多长时间，无史料记载。司马光在给宋次道的信中说：“某自到洛阳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收诸书依年月日编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14)司马光到洛阳是熙宁四年，(15)信中有“于今八年”字样，则写信时间当是元丰元年。当时司马光估计唐长编共计不减六七百卷，说明唐长编的编修已接近尾声。唐长编的编修工作是范祖禹熙宁三年入局后开始的，到元丰元年已接近尾声。据此我们可以粗略估计，范祖禹修唐长编所用时间大约是九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