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4），政府曾经化了大批人力、物力，掀起了一场撰修本朝正史的运动。不料到了二十五年，修史运动就偃旗息鼓了。为什么会提出修史问题？其始末如何？又何以失败告终？它产生了什么影响？这，对后人来说，可谓是一个谜。
    （一）
    这次修正史问题的提出，主要是受了私人修当代史勃兴的刺激。
    大凡一个时代的史书撰写，大致可分成官方和私人两种方式。在某一时代，两者所处的地位，往往是一长一消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官方的修史，到了宋代已十分完善。但明朝的官方修史制度，却仅仅继承了每帝修实录和宝训的传统。实录只是编年体的史料长编，是“备史”而不是“正史”，①因此，必须要修一部国史。但洪武至正德的一百五十多年历史，却没有出现一部明史著作。官方仅按惯例，修撰实录、宝训、会典一类书籍。私人则因实录秘藏，缺乏撰史材料。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一些当代史书籍，或记一事之始末，或记朝野掌故见闻，或记名臣言行。“见闻或失之疏，体裁或失之偏，纪载或失之略。”②出现“群集纷芜，考索惟艰”③的畸形局面，迫切需有人进行一番会萃工作，撰成体例严整、内容系统、部帙较大的明史著作。首先承担这个任务的是私人，而不是官方。伴随着经世致用的影响。嘉靖中叶开始，出现了第一批明人修的当代史著作。陈建有《资治通纪》三十四卷，郑晓有《吾学编》六十九卷，高岱有《鸿猷录》十六卷，雷礼有《大政记》二十卷、《列卿纪》一百六十五卷，夏浚有《明大纪》三十六卷，薛应旗有《宪章录》四十七卷，黄光升有《昭代典则》二十八卷，邓元锡有《明书》四十五卷，而王世贞虽没能撰成一部纪传体国史，但留下了《弇山堂别集》等几百卷素材。
    面对着明中叶这股人各操觚撰修当代史的风气，官方自然不能等闲视之，无动于衷。官方不能容忍“草莽之臣，越职僭拟”，更不能容忍“以一人闻见，臧否时贤”，以至“荧惑众听”，“讹以传讹，为国是之累非浅浅也”。④因此，迫切需要由政府出面，修成一部不刊之典，控制当代史的发言权。
    其二，阅读、查核方便之需。《实录》卷帙太多，《会典》条目虽详，而谟议未见。因此“九重一夜欲亟读一朝之事迹，殊觉要领之难稽；百司庶府将熟究一事之初终，尤若津涯之莫竟。”而正史因“世自为编，事自为志，人自为传”，所以，“一检阅而纲条灿然，指归备具”。⑤
    其三，修史材料的具备。修史自然离不开广博的史料。经过二百多年的当代史研究，已积累了不少的材料，这为修正史提供了史料保障。“国家诸书，自《实录》、《会典》外，玉版琅函，缕之尚方，播在寰宇者，焜耀日星，夫易悉举。其诸朝野名家撰次典故之书、高文竑议，可备正史采择者，又无虑数十百种。”⑥
    其四，神宗对历史的重视，亦为修史提供了可能。神宗在明朝列帝中，其好学程度不亚于太祖朱元璋，他覃精问学，于四书、六经、历代史要，讲绎几遍。万历十六年（1588），神宗索阅列帝实录，而实录原本“式样宽阔”，⑦不便展览，遂同意首辅申时行建议，命人重录了一套微型本实录。万历二十二年三月，在敕谕首辅王锡爵等人诏书中，再次强调了历史的重要性，强调了记载列祖列宗和臣僚事迹，仅《实录》不够，须有多种体裁史书来宣扬累朝君臣之烈。他说：“朕每览前史，观其治乱得失之故，惧然兴思，若亲见当时行事。后之视今，犹今视昔，乃知史书传信，其所系于世教者最巨且要矣。洪惟我皇祖开天垂统，贻谋超越千古；列圣相承，重熙累洽，太平之治，赫垂二百余年。其茂烈鸿功，典章法度，与夫名贤高节，渺论竑议，有不可胜书。虽《实录》鸿编，藏于金匮石室者，炳如日星。然或袭编年，或事存掌故，一代纶实，迹尚多缺而未备，何以启祐后人而昭垂万世哉？”⑧
    总之，到万历时代，修正史既是必需的，亦是可能的，客观条件是成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