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志，朱国祯说：“陈文端（“文宪”之误）请修正史，分各志二十八，务于详备，一志多至四、五十万言。”（26）“分各志二十八”，误，当二十二目，即郊祀、庙祀、典礼、乐律、天文、历法、宗藩、学校、选举、职官、经籍、赋役、货币、漕运、河渠、盐法、军政、兵制、马政、刑法、郡国、九边。（27）万历二十四年冬陈氏卒后，“各志草草了事”。（28）今知有吴道南《河渠志》二卷一册、（29）焦竑《国史经籍志》五卷。《经籍志》全书体例，远规刘向，近法郑樵。缺点是滥收前代，断限不明。
    二十五年拟撰列传，会三殿灾，奏停。这次修史拟定的列传，有二十六类（谈迁误为“四十六类”）。即杨、徐、滁阳三王传，高祖之十七藩，成祖之二藩，仁宗、英宗各四藩，宪宗之三藩，外戚，洪武之功臣诸臣，建文诸臣，永乐之功臣诸臣，洪、宣诸臣，正统、天顺诸臣，景泰诸臣，成化诸臣，弘治诸臣，正德诸臣，嘉靖诸臣，隆庆诸臣，理学，文苑，循吏，高逸，孝节，乱逆，权幸，方技，四夷。（30）今可考的有杨继礼《外戚传》一卷，（31）叶向高《四夷志（当“传”）》。（32）
    （三）
    万历中叶，这次以陈于陛为首发动起来的官方撰修正史的活动，为什么前后四年便以失败告终了呢？
    从这次运动的始末看，正史停修的导火线是三殿火灾，收集到的史料化为灰烬。其次是发起者陈于陛被调离史局，入阁从事繁忙的政务工作。甚至在开馆之日，被派去祭奠先师孔子。又不幸早卒于位。这不能不说是修史失败的因素，但显然不是主要因素。因为史料化为灰烬，可以重新搜集；发起者的调离史局及早卒，虽会对修史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不会起决定性影响。
    那么，什么是这次修史昙花一现的主要原因呢？我认为，首先是统治者害怕修成一部不刊之典。作为最高统治者神宗，起初十分支持修史，但值而立之年的神宗尚带有年青人思想多变的特点。随着修史活动的展开，问题的层出不穷，逐渐对修史失去了信心。因此，当臣僚借火灾，提出暂停修史，他亦就欣然答应了。
    从总裁沈一贯看。沈一贯（1537-1615）隆庆二年进士。为人谨小慎微。谈迁在分析修史失败原因时说：“又南充前卒，四明沈一贯殊不以为意，非其始议也。”（33）说沈氏因不是修史发起者，所以对修史不热情，这显然是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这里涉及到当代史撰修的困难性问题。写当代历史，是史学上的一个重大难题。钱谦益（1582-1664）在谈到《名山藏》时，认为何乔远（1558-1631）作是书有“三难”，首难便是“以昭代之人作昭代之史，忌讳弘多，是非错互”。（34）就是说以今人论今人，是褒是眨，因其尺度很难把握，所以很容易引起麻烦。自然，象沈一贯那样明哲保身的官僚，是不乐意干这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所以，三月，沈氏接到副总裁任命书以后，没有赴任。七月，欲辞职，但神宗没有同意。十二月，进而被推到总裁宝座。既然修史之职辞不掉，沈氏只得敷衍塞责。而后趁三殿失火，即下令停修，从而脱掉了总裁这个“紧箍圈”。
    副总裁冯琦的态度，也可以说明修史之困难。冯琦（1559-1604）在明中叶以经世之才出名，史学修养亦不错，曾述嘉隆间大事成《两朝大政记》。按理说他对修史的热情是很高的，但史称他接到副总裁任令以后，“不得已就道”，（35）可见他同样害怕得罪人。次年，父病，他一日三疏乞归养。旋父卒，他即在家守丧，再没有参加修史。待其服除，修史活动早已收场。
    汪若霖说陈氏卒后，“同列憎成”，遂使“九重懿举，委于半途；列圣芳猷，厄其全璧”。（36）从“同列憎成”亦可看出，当时的统治者害怕修成一部不刊之典，给自己的祖先盖棺定论。
    另外，纂修队伍的庞杂也是一个因素。中国古人一向重视修史者的素质，刘知几概括为史才、史学、史识三长。万历二十二年，陈于陛推荐焦竑（1540-1620）“专领其事”，但焦氏却“逊谢”，（37）不肯出任。焦氏上书说：“古之国史皆出一人，故故能藏诸名山，传之百代。而欲以乌集之，勒鸿巨之典，何以胜之？”（38）他的《修史条陈四事疏》第三条便是专门议论史职的。他认为修史应该由有学行之人担任，并不可以苟且其人，滥竽充数。其中涉及专门知识的，如天文、历法、音律、河渠、地理，更需延聘精通此道者负责。他特别强调修史一定要得其人，专其任。“修史而不得其人，如兵无将，何以禀令？得人而不专其任，如将中制，何以成功？”（39）尽管焦氏提出了十分中肯的建议，但统治者并没有接受。张萱（1558-1641）说，万历初年，张居正欲修史，“第问史才，不问史局”；而到万历中叶修史，则是“第问史局，不问史才”。（40）当然，不是说在几十人组成的正史纂修队伍中，没有真正有史才的人，如焦竑就是很名的史家。但真正有史才的人，往往不能发挥积极作用，绝大部分人是没有史才的。我想，这部正史即使修成了，质量亦不会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