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周易》经传关系密切，最早由近代学者刘师培提出。他写过《司马迁述〈周易〉考》。其中说，“史迁谙明《周易》”，“史迁曾以甄明《易》义为己任”。由于此文重点在于考证西汉学者说《易》的真相，关于《史记》与《周易》经传的关系犹未深论。刘节教授著《中国史学史稿》，明确指出《史记》对于《易传》历史观“有继承关系”；并说“谈、迁父子的哲学思想，主要的是出于《易传》”。但是，关于《周易》经传的方法论如何指导《史记》的编撰，尚未论及。本文从这方面考察司马迁的《史记》。
    一
    谈司马迁的史学方法，不能不提其父司马谈。
    关于司马谈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有些论者认识不足。而顾颉刚先生在《史林杂识》一书中热情推许他应属伟大史学家之列。顾先生推断，《史记》中有些文字当出于司马谈之手，只是后经司马迁统一整理定稿，今已不复可辨。我同意这样的分析评价。但应予补充的是，司马谈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为这部书的编撰规定了新颖、先进的思想方法。
    司马谈曾经语重心长地对司马迁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这便是司马谈关于史书编撰的构想。所谓“继《春秋》”，明确要求编撰的史书政治性强，笔法谨严；所谓“本《诗》、《书》、《礼》、《乐》之际”，则包含了该书内容与文风的要求。而“正《易传》”，意指以“深切著明”的史事证明《周易》经传中的奥妙道理，这是有关史学方法的根本要求。他把这一条放在首要位置上，值得深思。应当说，他对于在史学领域运用辩证方法极端重视，对于史学方法的革新所产生的效果也是颇能预见的。所以他认定，那位撰成新型史书的人，必能远追周公、近绍孔子，功业煌煌，优入圣域。
    《周易》是我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渊薮。它哺育了战国时期不少杰出的思想家。在秦朝统治时期，许多文化典籍的传播受到阻碍，而《易》作为卜筮之书仍可自由传习。汉初的官方哲学是黄老之学，它与《周易》的关系也是很深的。汉初的治《周易》者颇得统治者青睐。《史记·儒林传》载，杨何等六人因通《易》而为显宦。在这样的情况下，司马谈受《易》于杨何，成为精通《周易》的历史家。
    司马谈从《周易》经传中学到什么？又如何把所学用于历史研究呢？《史记·太史公自序》所录著名论文《论六家要指》可资分析。
    这篇文章，实际是东周时期思想史的简要总结。它辩证地评析了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大学派。这些富有理论特色的学派，在历史上往往发生尖锐的冲突。孟轲痛诋墨子等人为无父无君的禽兽，庄周之徒嘲孔丘、辱儒生，都可按之载籍。即便是在汉代，人们所宗不同，持论即异。而且，学派间的理论争辩又与政治斗争密切相关。读一读《史记·儒林列传》记录辕固生与黄生争论、辕固生顶撞窦太后的有关文字，可以感受到那时儒、道两派激烈斗争的紧张气氛。总之，不同学派的斗争引人瞩目。司马谈的看法是独特的。他认为，在经世致用方面，六家有相通之处。他借用《易大传》中“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塗”的名言来揭示六家的相互关系。在逐一评价时，他又具体指出了各家的优点和弱点。看来，他对《周易》经传的辩证方法有所领悟，并能用于历史研究。他提出用《周易》经传的精义指导新的历史著作的编撰，有其必然性。
    二
    司马谈虽然确定了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却未能撰成新的史书。他把深切的期望寄托在爱子身上。
    司马谈这样做，有着坚实的基础。他已经精心训练了司马迁的史学才能。在他指导与支持下，司马迁十岁即诵习古文，二十岁已广游名都大邑和名山大川。司马谈有没有把关于《易》的学问传授给司马迁呢？司马迁没有明确说过。但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论《易》八卦的起源时，有“余闻之先人”的说法。张守节《正义》说，“先人”指司马谈。可见，司马迁习《易》，由父亲亲授。
    在《史记》中，司马迁经常提到《周易》经传。
    司马迁认为，《易》是圣人的制作。《太史公自序》说，伏羲作《易》八卦。《周本纪》说，当周文王在羑里当囚徒时，演《易》，益八卦为六十四卦。《日者列传》称扬《易》的功用，说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这些意见大抵本于《易传》。《系辞》云：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易》之兴也，其当殷周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其道甚大，百物不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