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有些杰出人物，如韩信、窦婴等等，与佞幸之徒不同，他们靠自己的才干挣得功名富贵，可是结局也是悲惨的。韩信以将略显，也因此遭猜忌，终于为刘邦、吕后所不容。彭越、英布的情况与他相近。窦婴死于贵戚权臣的相互倾轧。命运与窦婴相近者尚有晁错、周亚夫、灌夫等。司马迁认为，这些人遇祸，有主观原因，如韩信伐己功、矜其能，窦婴不知时变，灌夫“无术而不逊”。也有客观原因，并且这是起决定作用的一面。刘邦奉行“狡兔死，走狗烹”的方针，韩信等人就难免一死。官场偏私的行为、阴险的争斗既然很多，所以直臣志士往往在劫难逃。
    人们怎样趋福避祸呢？司马迁是有所思考的。他在《佞幸列传》中写道：“甚哉，爱憎之时！弥子瑕之行，足以观后人佞幸矣。虽百世可知也。”他谴责君主的刻薄寡恩，但更主要的还是强调那些人立身不慎。在《降侯世家》中，他慨叹亚夫“守节不逊，终以穷困”。在《魏其武安侯列传》中，他批评灌夫“无术而不逊”。在《淮阴侯列传》中，他正面指出：“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这些看法的实质，就是要求人们以谦持满。
    （二）在社会生活中，事物是逐渐演变的。
    在很多情况下，事物的发展要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周易》对此作过生动的表述。《坤》：“初六，履霜，坚冰至。”《象》释此条说：“‘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至其道，至坚冰也。”以此说人事，也就是要人们“防渐虑微，慎终于始”。
    司马迁善于运用这一法则指导历史研究。
    司马迁为许多重要历史人物作传，并不是简单地叙录他们的重要活动或生平业绩，还十分注重寻绎驱使他们行动的由来已久的动因。《李斯列传》篇首记载了一件轶事。李斯年少时，为郡中小吏。他看见吏舍中鼠食不洁，每有人犬惊恐之忧；又见大仓中鼠食积粟，居高屋，长自在，于是得出结论：“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司马迁借此含蓄地点出：李斯自小就是热衷于为个人利益盘算的。后来，李斯追随荀况学“帝王之术”。学成之后又精明地选择秦国作为活动的“大庑”。他辅佐秦王兼并六国，自己也猎取了功名利禄。当赵高乱国时，他有可能制止；但是那样做，个人要冒极大风险。他害怕失去禄位，屈从奸人。结果，“大庑”倾覆，他终于为赵高所害。汉初的人多半认为李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司马迁通观其一生，揭出他全部政治活动后面始终如一的利己动机，给予了与世俗相反的道德评价。陈涉、项羽、刘邦都是在秦末有大作为的人。他们的非凡抱负在早年生活中已显露过。对此，司马迁在《陈涉世家》《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中作了精彩叙写。在封建时代，常人习惯于用神秘主义的观点看待和解释不寻常的人和事，获胜称王的统治者更是编造神话来神化和美化自己。司马迁用发展的观念去考察历史人物，寻找他们思想发展的轨迹，从而有可能对于历史人物的活动作出合乎实际而又相当深刻的解说。并且，能使读者由此获得一定的教益。譬如说，读《李斯列传》，令人深感应修忠正志道之品；读陈涉等人的传记，令人懂得志存高远的重要。
    司马迁还意识到：政治生活中许多大的变故，爆发是突然的，蕴酿则是长久的。《太史公自序》：“《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周本纪》载厉王行事，基本上照录《国语》的有关文字。所以如此，可能正是因为前人已经把国人武装起义的原因作了由微至著、循序渐进的记载。吴楚七国之乱在西汉是一场震动朝野的大乱。在《吴王濞列传》中，司马迁花费较多笔墨，细致入微、有条不紊地叙述了这场动乱从萌芽到大爆发的过程。祸患常起于细微。司马迁把它作为带有普遍意义的观点向读者再三告白。
    （三）在历史的画卷上，看似互不相属的事物，彼此常有一定的联系。
    《周易》思想方法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强调联想的重要，要人们由联想把握事物间的联系。书中有些爻辞可以作为正确把握事物相互联系的范例。《谦》：“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君子的好境遇与其辛勤劳作、谦恭的处世态度是相应的。也有些爻辞不能引导人正确思考。《大过》：“九五，枯杨生花，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在同一卦中先说老头子娶少妻属大吉之兆，说到老妇得年轻丈夫却以为不属吉兆，显然是男尊女卑思想作怪。这条爻辞未能道出事物间的客观联系。
    在这方面，司迁马从《周易》中所受的影响是积极的。例如，在《屈原列传》中，他根据《周易》的辩证法原理对于屈原与楚怀王的关系作过有思想深度的分析。但是，用联系的观点看事物间的联系，对于司马迁说来不是局限于解释某些具体事件，而是用于理解整个历史。
    翻开《史记》，我们看到历史人物的进退、成败、荣辱、生死，都是种种社会关系交互作用的结果。《魏其武安侯列传》突出表现了作者的这一观点。魏其侯窦婴由一度权倾朝野的贵戚落得“弃市”的下场，实在是大起大落。他早先本可以引窦太后作政治靠山，由于政见不同，没有争取对方支持。后因扫平吴楚七国叛乱有功，被封为太子太傅。太子被废，窦婴为之争辩，失掉了景帝信任。汉武帝即位，窦婴与皇帝都尊崇儒术。但窦太后崇奉道家学说，武帝不便公开支持窦婴。此时，外戚中出了新贵田蚡，他明里暗里排挤打击窦婴，为最后的生死斗争种下根苗。窦婴失意期间与鲁莽的灌夫结为挚友。窦婴一日席间受辱，灌夫代为不平，使酒骂座，被田蚡拘捕。魏其侯挺身相救，与田蚡展开正面冲突。武帝有心支持窦婴，又畏惧王太后，窦婴终于陷入绝境。司马迁认为，窦婴的短处在于“不知时变”，加之结交了那位“无术而不逊”的朋友，但是他主要还是谴责统治者的阴险和偏私。
    《史记》八书是专论性篇章。从作者设礼、乐、律、历、天官、封禅等篇看来，他认识到上层建筑内部结构的复杂性。在八书中，司马迁深入探讨了政治、法律、文化、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表明他力图从整体上把握社会的内部联系。用联系的观点剖析历史，使他有可能提出极有价值的创见。西汉文、景、武三朝，施政方针发生巨大变化，由无为而治转向有为而治。司马迁认为，促成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变。他在《平准书》、《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指出：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经济上经历了由贫至富的根本转变；诸侯王实力膨胀、豪民“役财骄溢”，官僚阶层“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中央和地方、君与民之间产生了矛盾；皇帝因国家富盛，产生了拓土开边的渴望。于是国家的内外政策也发生重大变化，对内严厉镇压臣下僭越不法的行为，对外穷兵黩武。四出征战，使得国家元气大伤，也使得不少地区民不聊生。司马迁意味深长地说：“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关于法制与教化的关系，司马迁认为两者相反而实相成，统治者应当参用这两手，决不可偏废。武帝时期有严刑峻法而治的倾向，司马迁参考历史，提出不同意见。他在《酷吏列传》中写道：“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他看到“法”的力量并非无边。秦时法网严密，吏治“若救火扬沸”，秦之天下依然土崩瓦解。所以，《礼书》、《乐书》提出强化伦理道德教育的主张。这是符合汉代地主阶级政治需要的。
    司马谈和司马迁把辩证方法引进史学领域，使西汉史学研究的水平较之先秦有了飞跃式的进步。但是，他们对辩证法的掌握也是有缺陷的。他们主要根据《周易》的卦爻辞和《易传》释文去体认，由此而来的辩证法思想终究是零碎的。而且，由于种种原因，某些辩证法思想在《史记》中未能贯彻到底，以致书中留下一些观点矛盾的地方。此外，在《田敬仲完世家》等作品中沿用旧说，把历史的演变写成《周易》卦相与爻辞的现实图解，实际上陷入宿命论的窠臼。不过，瑕不掩瑜。《史记》毕竟有极高的成就。所以直到今天，司马迁仍然是人民热爱的古代历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