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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是一个过渡时代。许多学术人物的思想也都带有明显的过渡性。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继续坚持着固有的阵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跟着大炮商品猛烈袭来。一些有成就的学术人物总要力争把中国传统和西方文化荟萃于一身。他们中间，差别很大，思想倾向迥异，而带有过渡时代的特征又总是一样。陈寅老的研究工作范围很广，不少属于专门之学，随手抓来，东鳞西爪，贸然解说，难免南辕北辙。如果从思想倾向来看，我以为陈氏的研究工作有几点是相当鲜明，不难指出来的。（一），他的著作、思想继承中国旧的传统，又表现了自己的时代风貌，不限于简单的继承。他因袭了不少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形式和内容，又具有明显的西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倾向。后者与前者最初本来是对立的，在中国近代一些人物的思想里，往往又交织在一起。陈寅恪尝以士大夫思想自居。这是一面。实际他的著作中还表现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一面。照陈氏自己说，一代学术，总有它的新材料、新问题，并形成这一代学术的新潮流。治学的人参与其中，叫做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这是古今学术通义，非闭门造车的人所能解喻。看不到陈氏受到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濡染的一面，就看不到他区别于前人的地方，和看不到他表现出的时代特色。（二），陈寅恪不多谈历史学理论，例如什么是历史、如何研究历史等等。但在他的著作中明白表示了这方面的观点。其中有中国讲了两千年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也不排除受到西方历史学理论的影响。他两度留学德国，那里是兰克历史学派形成的地方。兰克主张历史研究的唯一任务是说明“事实发生的真相”，对于记载下来的东西坚守不移，是历史学“不可动摇的法则”。这个学派以标榜客观主义著称，19世纪中叶以后，长时间里是西方历史学的主流。陈寅恪主张历史记载，不论官书与私家著作，关键在于不诬妄，不讳饰，详辨慎取，去求得事实真相。对于资料考证，不存在胶执墨守，一成不变的道理。研究者“唯偏蔽之是去，真理之是从”。我们不应当牵强附会从这些字面上讲真相、真理的话，就坐实认定它们与兰克学派一脉相通。但陈氏强调客观性是十分明显的。兰克一面号称客观主义，一面宣传神学史观。陈寅恪研究梵文、西藏语言、文字，研究蒙古史、中亚史，钻研佛教、道教典籍，许多地方涉及宗教和神话。他的方法是中国传统加近代西方考证学的，思想原则是理性主义的。陈氏关于隋唐史的论著，把那个领域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全新水平上。从《略论稿》、《述论稿》等著作上看，他是善于运用近代民族学方法的。（三），历史学有多种社会功能，随着资产阶级爱国、革命运动兴起，中国历史撰述里强调民族观念、爱国主义，蔚然成风。陈寅恪早在20年代，就引述前人的思想，指出“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对于中国近代国虽幸存，国史已经失去“正统”的状况，不胜其感叹。抗日战争期间，他一度被困在日军占领下的香港，反复阅读南宋人编纂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那上面记载着南宋偏安政权对外投降与抵抗的斗争。在他的心目中，历史学的功能之一，应当是唤醒人们强烈关心国家兴衰，民族精神振奋的。这里叙述的几点，换一个简单的说法，那就是，与传统文化并行的自由思想或自由主义，理性的客观性或客观主义，民族思想或爱国主义。这几点，我以为构成了陈寅恪著作主导的思想倾向。不必解释，所谓思想倾向，当然是从著者思想内容的整体和实质来说的。各项具体问题研究的状况，则要从具体的进展去作出评价。指出陈氏主导的思想倾向，这有两层意义：一层，从宏观、整体上了解他的研究工作成就。宏观舍弃了微观细节，比微观更容易接近问题的本质。再一层，勾画出粗的线条、轮廓，便于与前代人相比较，也与同时代人比较。陈氏的主导思想内容中，不乏同时其他学术人物所共有的东西，把那些内容连接在一起，并以大量考辨、实证的形式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又只是陈氏独特的地方，独特的性格。上述主导思想倾向，加上独特风格，使陈寅恪先生成了中国近代历史学上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