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文运动对欧阳修史学的影响，迄今尚无专论，本文试作初步探索，聊补空缺，并求教于方家。
    忧患时事针砭现实
    鲁迅曾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唐人也还不算弱。”可是，经过唐末五代大动乱建立起来的宋代国势就远不如汉唐强大了。就实际意义而言，北宋从未实现真正的统一，周边的契丹、西夏政权时常与之交战，打仗要军费，败了又要赔款买和，加上“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①以至“冗官冗费”“不可纪极”②于是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早在宋太宗时就爆发了王小波、李顺起义。北宋中叶以后，内忧外患愈来愈甚，至宋仁宗时“积贫”“积弱”局面形成。
    然而，北宋一般士大夫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危险。从皇帝的宫庭到官僚府第的秦楼楚馆，到处都在征歌逐舞，一片太平盛世的景象。与此相辅相承，在文学上盛行的是那种讲究华丽浮艳的太学体文风，其特点是“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石介语）。
    这种脱离现实的文字游戏遭到具有进步倾向的知识分子的反对，他们高举唐代古文运动的大旗，对当时文风着力进行革新。一般说来，北宋古文家都强调文以致用，如柳开说：“吾若从从世之文，安可垂教于民哉！”③王禹偁讲：“古君子之为学，……用之则从政而惠民，舍之则修身而垂教”④。北宋古文家如此强调文以致用，固然由于继承了汉唐以来文以致用的优良传统，但更直接的原因是他们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受到中唐古文学家忧患意识的感染。要明乎此须简略地追溯一下中唐古文运动发生的背景。韩柳古文运动所以发生在中唐，除了前代文学家的理论准备外，更重要的是当时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十分严重，喧嚣尘上的佛道势力不仅损害了中央政权的经济利益，而且危及到封建等级制度。于是以韩愈为代表的儒学复古思潮企图借助儒家思想来维护李唐王朝的封建统治，古文运动便是在上述背景下发生的。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的中唐古文家在儒家积极入世精神的启发和鼓舞下，关注现实，忧患时事，乃至直接参予现实政治斗争，拿韩柳两大家来说，韩愈曾因反对唐宪宗迎佛骨险些丧生，柳宗元则参加了反对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的“二王八司马”事变。尽管韩愈后来屡受挫折，渐入颓唐，但中唐古文家作品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并不会因此丧失。韩愈的弟子李翱浓烈的忧患意识一直为宋人称道。受中唐古文运动的启发，北宋古文家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反对脱离现实、空疏无物的太学体文风，适应政治改革的需要，掀起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力倡“文以致用”，主张文章要“正一时之所失”，“写下民之愤叹”，“述国家之安危”⑤。亲身经历领导北宋古文运动的欧阳修深受这种忧患意识的感染，他钦敬当代古文家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批评韩愈叹老嗟卑不像李翱始终忧以天下，在《读李翱书》中说：“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指韩愈）为翱所忧之心，则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因此他的诗文凡关乎时事者莫不倾诉自己忧患的情怀，我们读他的史书更会加深这种印象。他的史论好用“呜呼”，表示下面说的话寄予了他无穷的感慨，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他是通过这种形式寄予他对时事的忧患。忧患时事，针砭现实正是唐宋古文家对欧阳修影响和他本人主观努力的结果。
    《新唐书·宪宗纪赞》：“呜呼！小人之能败国也，不必愚君暗主，虽聪明圣智，苟有惑焉，未有不为患者也。昔韩愈有言，顺宗在东宫二十年，天下阴受其赐，然享国日浅，不幸疾病，莫克有为，亦可以悲夫！”⑥意思是，能败国的哪一定是愚君暗主呢，小人也能的，人君即使聪明圣智，但如被小人迷惑就难免灾难了。这无疑是对当代君主的警告，而他引用韩愈的话，说顺宗享国日浅，未能有所作为，主要原因是他身患疾病，言外之意可不是永贞革新造成的，这又无疑是他参加了庆历新政，因而同情王叔文改革集团的反映。
    再如人所熟知的《新五代史·伶官传序》，开头几句是这样的，“呜呼！盛衰之理，虽口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真是感慨万端，中间写庄宗继承父志，发愤报仇，“其意气之甚，可谓壮哉！”及至仇敌已灭，天下已定，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一夫夜呼，乱者四应……君臣相顾，不知所归……泣下沾襟，何其衰也！”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⑦。这种遇事防微杜渐，生活力戒奢侈的观点，显然是有感于时弊而发的。
    在当时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战争不断，边将叛变时有发生。有感于此，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特立《死节》、《死事》等传，表彰那些“食人之禄，死人之事”的忠臣，
    总起来说，由于欧阳修生当北宋“积贫”“积弱”局面形成之时，亲身经历并领导了北宋古文运动，在唐宋古文家忧患意识的影响下，通过编修史书来阐发他对现实政治的意见，以改良和巩固封建统治，这在当时自有一定的进步性。但由于他的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书中尽管不满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但对农民起义却仍持刻骨仇恨的态度，这是难免的。
    尊崇儒道重整伦常
    既然时事可忧，当然就得考虑救时良策。对唐五代历史的思考，使北宋士大夫迫切感到重整伦常的必要性。伦常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要重整伦常理应尊崇儒学。可是，宋初统治者实行儒、佛、老三教并蓄的政策。佛老无君、无臣、无父、无子对儒家伦常观念无疑是个威胁。于是北宋古文家继承中唐韩愈兴儒学，排佛老，整顿伦常的主张，竭力尊崇孔孟之道，排击佛老之学。最典型的人物莫过于石介了，他在《怪说》中颇为愤慨地斥责杨亿自搞一套，不宣扬“周孔、孔子、孟轲、杨雄、文中子、吏部（韩愈）之道”。面对气焰嚣张的佛老之学，在给欧阳修信中，他十分忧虑地说道：
    “今天下为佛老，其徒嚣嚣乎声，附合响应，仆独挺然自持吾圣人之道。”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