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石介外，柳开、王禹偁、穆修、孙复等都强调文章要“明（孔孟之）道”，竭力反对佛老之学。
    在唐宋古文家尤其是韩愈的影响下，欧阳修也排佛老尊儒道，力图重整伦常。苏轼说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⑨，他本人说：“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⑩。不过欧阳修和宋初古文家有一点不同，宋初古文家一般重于理论而轻于实践，重整伦常收效不大。而欧阳修却能把理论贯彻到实践中去。他编修《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就十分明显地体现了他要排击佛老，尊崇儒道，运用春秋笔法，重整伦常的苦心。
    第一，排击佛老，尊崇儒道。
    不留余地排击佛老可算欧阳修史学思想的一大特色。如在《新唐书》中，欧阳修对唐武宗“奋然除去浮图之法甚锐”表示赞赏，但对他“躬受道家之篆，服药以求长年”(11)则给予批评。在《新五代史》中，欧阳修赞扬周世宗“除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悉毁天下铜像以铸铁”(12)，并利用佛教不能自圆其说抨击佛教的荒诞。所以日本学者镰田茂雄说：“在排佛论者中，欧阳修是最主要的人物。欧阳修读韩退之《原道》后发生共鸣……在编修《新唐书》、《新五代史》时尽情发挥其排佛旨趣。”(13)由于宋代老学不发达，因而欧阳修主要是反对佛道。
    至于尊崇儒道，那是显而易见的，如欧阳修在《新唐书》中说：“魏晋以来，专尚浮侈，德议不修，故子孙速颠，享国不永也。”(14)把“德议不修”看成是“享国不永”的主要原因，足见其对儒道是何等尊崇了。
    第二，运用春秋笔法，重整伦常。
    唐宋古文家既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则儒家的祖师爷孔子当然就得用心学习。众所周知，孔子编《春秋》用的是“春秋笔法”，所谓春秋笔法者，也就是注意笔削褒贬，含有微言大义的意思。于是乎宋代古文家编修史书大多采用春秋笔法，不过出于各自的需要，一般有所侧重或改进。如孙甫认为“《唐书》繁冗遗略，多失体法……劝戒之道亦未之著”，原因是什么呢？“褒贬不精也”(15)。所以他编《唐史记》就特别讲究褒贬。石介在当时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编著《唐鉴》，故大谈“尊王攘表”。这种编著史书动辄采用春秋笔法的风气对欧阳修影响极其明显，其中尹洙（字师鲁）对欧的影响更直接些。据说，尹洙和欧阳修本来一起编《新五代史》只是不幸早逝，欧才一人独修，但“师鲁深于《春秋》，故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遽得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16)。前面说了，宋人寻找的救时良策是重整三纲五常，因此在欧阳修史学中，运用春秋笔法，重整封建伦常的思想十分显著。
    《新唐书》列传虽为宗祁所撰，但定稿于欧阳修，故其观点大致可代表欧阳修本人的意见。我们发现，《新唐书》类传不但比《旧唐书》多了《卓行》、《奸臣》、《逆臣》等新目，而且次第亦作了调整。如《忠义传》由旧书第五改为第一，其次是《卓行传》、《孝友传》等，最后才是《奸臣传》、《叛臣传》、《逆臣传》。欧宋通过添立新目，调整次第，以突出褒贬，借以达到强调封建伦常的目的。
    至于《新五代史》，运用春秋笔法，褒贬人物，企图重整伦常更是出了名的。在封建的伦理纲常中最重要的就是君臣关系，《新五代史》对君臣关系的阐发可谓煞费苦心，与以往史书相比，它起码具有三大特点，其一，皇帝不论如何，臣子要绝对尽忠。尽忠则可表彰，反之就要斥责。如南唐对中原王朝来说是僭伪之国，五代中的唐、晋汉都是少数族统治者建立的，该称“夷狄”了，但对南唐刘仁瞻、后南夏鲁齐、后晋沈赋等、因为忠君一律表彰。以臣轼君的朱温是欧所深恶痛绝的，但对杨虔叛梁还是毫不客气地在《梁本纪》中书“房州剌史杨虔叛附于蜀”。其二，对忠臣区别对待，分“死节”“死事”两等。所谓“死节”即“全节之人”，就是按封建伦常来说无可挑剔的人；所谓“死事”即“初无卓然之节，而终以死人之事者”，就是说有一点毛病。两种人整个五代也不过十八人。其三，痛斥贼臣，但又不一概而论。弑君是臣之大恶，故无论是谁必加声讨，如卷二“开平二年春正月”条书“弑济阴王”，附注中说“书济阴王，从其实，书弑，正梁罪名。”这是声讨朱温弑唐哀帝的。但贼臣也并非一样坏，如“叛者，背此而附彼，犹臣于人也；反，自下谋上，恶逆之大者也”(17)。就是说“叛”比“反”要好一点。可见，欧阳修整顿伦常的实质，是对臣子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这并不值得肯定，但他强调个人气节，对当时及后世还是起了积极影响的。后世士大夫文人气节之说，盖肇端于此。
    综上所述，欧阳修在古文运动影响下，宗唐尊韩，排击佛老，一定程度上当会起到思想解放的作用；他尊崇儒道，运用春秋笔法，褒贬人物，力图重整伦常，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具有进步性。宋代以后，重视个人气节，为国殉难的人确乎比以前多得多了。不过，整顿伦常更多的是消极后果，自欧阳修而下，宋儒讲伦常蔚然成风，并把它视为“天理”，于是形成了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都大书特书的理学，它极大地妨碍了人们创造力的发挥，成为阻碍中国历史进步的惰性力，而欧阳修则是宋明理学先驱者的首领。(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