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骈尚散行文自然
    北宋古文家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强调文章要“致用”“明道”。而当时朝廷内外却“专以声病对偶为工，剽剥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优之辞”(19)。这种脱离现实，又不易传播儒家思想的文字遭到宋初古文家的反对，他们一致反对骈文，崇尚散体文。
    柳开一马当先，在《上王学士第三书》中尖锐地指责骈文“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王禹偁在《送孙何序》中也说“咸通以来，斯文不竞……拳拳然以立言为己任，盖亦鲜矣。”对时文甚为不满是。
    卑弃“时文”自然就得复兴古文，当时除柳开、王禹偁外，穆修、石介、尹洙、苏舜钦等都力倡写作古文。柳开并且给古文下了个定义：“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诵读之……随言短长，应变制作，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20)
    欧阳修倡复古文那是受到尹洙、苏舜钦等人的影响，不惟记旧本韩文言此，苏氏文集亦云：“子美（苏舜钦字）之齿少于予，而予学古文反在其后”(21)。如所周知，欧阳修主要是靠大量创作奠定了他在古文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这也是他与重理论轻实践的宋初古文家的不同之处。他不但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散文，而且在史学著作中也躬行反骈尚散的主张。在他和宋祁合编的《新唐书》中“凡遇诏诰章疏四六行文者，必尽删之”(22)。只有《李晟传》和《郭虔瓘传》各存骈体一诏，其原因或“非四六之诏不足相称”或“以见其采掇之博”，也有节存要语的，但大部分都改为散文了。至于《旧唐书》中用骈文写的论赞，欧也“奋笔易之”。(23)对此王鸣盛颇为不满。
    需指出的是，北宋古文运动是继承唐代古文运动而来的，所以尽管北宋古文家在反骈尚散上是一致的，但对古文本身的建设许多人却沾上唐人的生涩怪僻气。中唐韩愈在建设新体古文标准上主张，第一“唯陈言之务去”；第二“文从字顺各识职”。他的学生皇甫湜没有重视文从字顺，却片面发展了“唯陈言之务去”，认为“词高则出众，出众则奇矣”，李翱也要求“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晚唐孙樵更强调“摛辞必文，道人之所不道”(24)。在这种理论影响下，古文运动逐渐走上了生僻艰涩，好奇尚怪的道路。宋初古文家意识到写作古文不要“辞涩言苦，使人难诵读之”（柳开语）但一到实践便不然，像柳开本人的文章就有不少是“辞涩言苦”的，只有王禹偁等少数古文家文章写得平易自然。
    欧阳修吸取了韩愈和王禹偁等古文家文从字顺，平易自然的一面，主张峻洁流畅，行文自然。这可从他与学生徐无党论作文之法的话中看出，“（文章）少去其繁，则峻洁矣。然不必勉强，勉强简节，则不流畅，须待自然之至。”为了使史书平易自然、通俗明白，达到借鉴、取法、宣传的目的，欧阳修能能注意吸收民间流行的通俗词汇，如“偻罗”“筭子”本皆俗语，欧阳修把它们写入《新五代史》，《鹤林玉露》。故朱熹说：“欧公文字……好，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换却那寻常的字。”(25)至于《新唐书》，顾炎武云：“志，欧阳永叔所作，颇有裁断，文亦明达”(26)。可见，平易自然，通俗明白是欧阳修史书的一大特色。
    欧阳修在唐宋古文运动影响下，为了使文章达到宣传封建伦常，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主张反骈尚散，行文自然，符合时代的要求。由于欧阳修当时特殊的地位，“自修文一出，天下士皆向慕，为之唯恐不及，一时文章大变。”有力地推动了北宋古文运动向纵深发展；他把反骈尚散，行文自然的文学主张带到史学领域，进一步发扬了我国古代史书文史结合，重视可读性的传统，对其后封建社会史学起到良好的影响。但是，由于欧阳修过分强调散文的重要性，将前代骈文诏诰章疏或改或删，绝少保存，不但使一代文风难得全面反映，也使一些重要事实未能载入史册，未免令人遗憾。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葛兆光、孙永如二师指导，谨此致谢。）
    注释：
    ①《宋景文集》卷二六《上二冗三费书》
    ②《廿二史札记》卷二五《宋冗官冗费》
    ③(20)《河东集》卷一《应费》
    ④《小蓄集》卷一九《送谭尧叟序》
    ⑤《孙明复小集》卷二《答张洞书》
    ⑥《新唐书》卷七《宪宗纪赞》
    ⑦《新五代史》卷三七《伶官传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