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尼克（F. Meinecke）是当代西方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史学史家顾治（G. P. Gooch）称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史学界最令人瞩目的人物，布赖萨赫（E. Breisach）则称他是当代德国历史主义的首席代言人。
    梅尼克于1862年10月30日生于萨茨威德尔，1954年2月6日去世于柏林。幼年时，梅尼克曾目睹普法战争之后德军进入布兰登堡门的凯旋式；以后，他亲身经历了俾斯麦的统一、第二帝国的强盛及其经济的发展、工人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魏玛共和、第三帝国的兴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德国的残破和分裂。还没有别的德国历史学家象他那样见证了近一个世纪的德国历史。
    梅尼克早年是德国历史学派大师德罗伊森（D. B. Droysen, 1808—1884）的入室弟子，出入于这个学派多年。在他早期一系列的历史学著作中，主要包括19世纪初德意志民族反拿破仑侵略的解放战争的历史及其领导者之一博因元帅（F. V. Boyen）的传记两卷。1901—1906年他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这时他的研究兴趣转移到政治理论和思想史方面。1906—1914年他转任弗赖堡大学教授。这两座莱因河畔的著名学府，使他有机会长期密切地与天主教会和法国文化相接触，并使他自己原来出身于普鲁士学派的思想越来越多地感染了自由主义的色彩。1914年他转任柏林大学终身教授。1859年德国历史学家西贝尔（H. V. Sybel, 1817—1895）创办了有名的《历史杂志》。这个杂志上继兰克的《历史政治杂志》之后，成为从兰克以来一脉相承的德国历史学派的大本营。西贝尔和特赖奇克（H. V. Treitschke, 1834—1893）曾相继担任它的主编，成为传扬德国民族精神的喉舌。1893年，主编职务由梅尼克接手，从此他一直担任这个杂志的主编，长达40年之久。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在政治上拥护魏玛共和，对自己以往对国家理性的信仰发生了动摇。早年他曾信仰第二帝国的统一理想和普鲁士的传统，把国家政权当作是道德理想的体现；但这时，西欧自由主义和德国文化逐渐在他的思想里占有了更重要的地位，他日益强调历史文化的人文价值或人道价值，并谴责权力政治。这时，他已经预感到法西斯势力的兴起及其危害性，他察觉到国家理性（这其实是权力政治的别名）中的“恶魔性”的因素一旦失控，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他赞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并主张与西方联盟，而不是采取敌对立场；但他仍然维护德国的民族本位文化，而不同意西方化。不久，法西斯当权，强化了思想专政，极力把绝对服从领袖这项原则贯彻到一切学术思想领域里去；历史学自然是首当其冲，在劫难逃。法西斯在思想上强行一致化，当然会遇到根深蒂固的德国传统史学的抵抗；而作为这一传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的梅尼克，遂于1935年被解除了德国传统史学重镇《历史杂志》的主编职务。在法西斯专政时期，梅尼克始终坚持自己的反法西斯观点，心身都受到损害。当时，他有许多朋友、同事和学生纷纷流亡国外；但他本人不肯流亡，因为他相信自己留在国内可以为德国人民和德国民族文化的传统做更多的贡献。他和贝克（L. Beck）将军是好友，对贝克参与1944年反希特勒的密谋是知情的，虽然他并未参加直接行动。
    早期的梅尼克是一个青年兰克派，这一派不同意以经济基础或物质基础来解释人类精神的历史，所以在本质上是一种唯心史观。他和兰普雷希特（K. Lamprecth, 1856—1915）之间所进行的那场有名的论战，足以表明他当时的思想立场。他毕生的著作中，一小部分是历史考订或记事性质的，但大部分则是致力于探讨思想本身的历史的；这些著作背后透露出来的一种基本观点就是：思想或观念才构成为历史的动力。历史学中的“历史主义”一词，历来有着不同的用法和涵义。①梅尼克认为，在史学史上，是浪漫主义摒弃了古典主义的理性，从而开辟了历史主义的道路。他本人之所以作为当代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言人，也是在这种意义上。但是同时，由兰克奠基、中间经过德罗伊森、西贝尔和特赖奇克等人发扬光大而在西方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这一德国历史主义学派，也终于因法西斯的迫害而使它这位最后的代言人成为这一悠久学派的鲁殿灵光。
    19、20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研究呈现了一次重点转移，从传统的政治史转移到思想文化史。在这方面，梅尼克也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一次的重点转移，和他本人前后的思想变化，同样地反映出德国历史学派本身内在的思想危机；相形之下，法西斯的迫害则只是一个外因。事实上，自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德国上层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或者调和如下三种相互矛盾着的潮流：第一，日益强烈的、几乎是压倒一切的民族主义的“国家理性”；第二，随着迅速的工业化而来的、不断在壮大着的工人群众运动；第三，在18、19世纪之际达到高峰的德国古典文化的传统。对于梅尼克，正象对于他同时代的韦伯（M. weber, 1864—1920）、特罗什（E. Troeltsch, 1865—1923）等人一样，他们一方面既眷恋着和崇拜着德国历史文化的传统，一方面又深切感到必须解决迫在眉睫的社会改革与进步的问题，并且同时使这二者还能适应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利益。于是唯一的出路似乎就只有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因而在第一次大战后，他们就转而赞成魏玛共和，实质上是走着一条温和的、保守的改良主义道路。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梅尼克晚年《德国的浩劫》一书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
    魏玛共和究竟应不应该、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对法西斯的崛起和专政负责？是魏玛共和本身引致了法西斯专政，还是法西斯政权扼杀了魏玛共和？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把这个问题进一步推及于历史，那么人们就可以问，是德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有着某种“恶魔式”的因素，从中产生了法西斯主义和政权？还是法西斯对德国历史文化传统完全是一种外来的偶然因素，二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也就是说，并不是德国历史文化传统引致了法西斯，而是法西斯摧残了德国历史文化传统。再进一步，这或许就可以追问到历来困扰许多历史哲学家和历史科学家的一个问题：历史上的重大事变究竟是必然的呢？还是纯属偶然？梅尼克对德国的浩劫的答案，采取的是后一种观点。他认为法西斯专政和德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两者毫无瓜葛，法西斯专政对于德国完全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且在该书的结尾，他还一往情深地寄厚望于德国的古典文化，认为它是一剂医治劫后创伤的灵丹妙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