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这部书的中心论点可以换一种方式表述如下。二次大战结束时，西方思想界流行的看法是：希特勒国社党及其所造成的浩劫，乃是德国近代历史文化的必然产物。梅尼克则挺身为德国历史文化而辩护；他要论证那只是出于历史的偶然，而非必然。这里就涉及到，历史上的重大事变究竟是出于偶然，抑或出于必然这个问题。书中第八章专门讨论了历史中的偶然与必然。偶然论抹杀了历史发展的内在的合规律性，而必然论则又取消了人类意志的作用和价值。如果说，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而表现的；那么也仍然需要回答：必然性何以要采取这样一场浩劫的偶然形式来表现它自己。梅尼克的论述正面触及了这个问题，虽则远远未能真正解答这个问题。
    梅尼克一生追求的是能在互相矛盾和冲突着的思想之间找到调和，他要调和国家政权和个人价值、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历史传统和社会进步、文化精英和劳动群众、德国精神和世界公民等等之间的关系。这个工作在有些地方是做得比较好的，例如他提出唯有通过德国文化的民族化才能真正丰富世界的文化；另外的地方则远没有成功，例如他对歌德时代的古典文化就缺乏具体的分析。晚年的梅尼克在经历了浩劫之后，痛定思痛，已经更深入地体会到了国家权力中的“恶魔”成份了；这时候，他仍然能以一种真诚的人道主义的精神在向往着精神文化和政治权力之间可以达到一种更高的、更健全而美好的平衡和统一。全书的结论仍然念念不忘德国古典文化的永恒价值，寄希望于这一高度精神文化能够东山再起，不仅将复兴德国民族，并将对世界做出它的独特贡献。或许这可以看作是不失为一个历史学家的温柔敦厚之旨吧。对于一般读者，这种想法会多少予人以不切实际之感。但对于一个象梅尼克那样从深厚的德国历史主义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历史学家而言，这却正是须臾不可离弃的头等大事。
    这部书许多地方闪射着一种老年的成熟的智慧，然而它也难免老年人那种恋旧的心情，乃至一切都率由旧章的思路。梅尼克于1954年去世，享年92岁，已来不及目睹第二次大战以后西方和全世界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历史性变化。假如他能活到今天并能思考的话，书中的许多观点将无疑会有所改变。或许在本书的结尾部分他就不会提出那些发思古之幽情式的建议，并把它们看作是德国民族精神生活的唯一出路了。然而，作为事实、作为历史，并不成其为真实的东西；作为思想、作为史论，却又有其真实性并因而有其价值。其中所反映的德国老一代的史学思想。那本身就是一种历史见证。这部书曾被《美国政治学评论》评论为写出了德国历史的内在冲突。它和另一部著作，即李特尔的《欧洲和德国问题：关于德国国家思想的历史特点的考察》，在西方被认为是德国思想自我反省的两部代表性的著作。此后在他一生最后的8年里，他没有再写任何专著，只有几篇文章和讲演。1948年他写了纪念1848年革命100周年的文章，1949年又写了篇评论德国历史所走过的错误道路的文章。两篇文章继续提出要高举解放战争时期的那种崇高理想的旗帜。
    一个历史学家首先必须是一个思想家，然后才有可能谈到理解历史。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首要的条件在于历史学家本人的思想方式。历史之所以可能成为人们的知识，乃是由于历史学家的思想之创造性的劳动结果；历史学家本人思想的高度和深度，要比其他任何条件都更积极而有效地在形成着人类知识中的历史构图。清理史料只不过是机械性的工作，只有历史学家的思想才能向一大堆断烂朝报注入活的生命。所以历史理论和史学史理论就成为历史学中带有根本意义的一环，而史论的重要性就不亚于历史著作本身。读者也许可以从这个角度来估价和评论梅尼克有关德国思想文化的史论。
    注释：
    ①例如，波普尔（Kanl Popper）所反对的那种历史主义，指的是历史决定论；它和这里所说的历史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②也有人（例如克尔）认为梅尼克之政治思想史，是由于他面临着是拥护还是反对权力政治这一困境而企图逃避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