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兰克到梅尼克的这股近代德国史学思想的主潮，通常被称为历史主义。这种历史主义已不仅仅是一种历史学研究的方法或观点，而且同时还是一种人生哲学、历史哲学和世界观。历史主义，在当时的德国，就意味着要摆脱或者背叛西方两千年来的“自然律”观念的支配或束缚。历史主义者企图以多样化的、丰富多采的、内容上各不相同的具体历史经验，来取代认为世界上有着永恒的、绝对的、统一的、唯一的真理那种观念。在这一基本点上，梅尼克和特罗什是同调；两位史学家都认为，一切历史研究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所以就要受到历史现实的制约，而不可能有处于具体历史条件之外或之上的客观真理或普遍规律。这实际上就取消了普遍的真理或真理的普遍性。于是，历史上所存在的一切就都只是特定的、特殊的、个别的、个性化了的。此外并不存在什么普遍性或普遍真理。在梅尼克和兰普雷希特的那场有名的论战中，后者是站在实证主义的立场上在攻击德国史学思想中的唯心主义传统。梅尼克虽然反对兰普雷希特的实证主义思想，但同时也表现出他已不完全同意新兰克派的立场；他认为新兰克派在历史研究中标榜客观如实的态度，实际上是在回避道德伦理的和政治的义务。
    兰克的思想中，本来就包含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个方面。19世纪末的青年兰克派或新兰克派，主要地是继承了兰克的保守主义那一面，可以说他们更靠近于特赖奇克的民族主义倾向；而梅尼克则更多地继承了兰克的自由主义那一面，在思想上可以说更靠近于瑙曼（F. Neumanm, 1860—1919）的政治社会路线。如果说梅尼克早年曾是一个青年兰克派，那么中年的梅尼克由于接受了西方的自由主义的影响，就和正统的兰克学派有了分歧，并且由于他的自由主义思想而往往被人列入新康德学派。毫无疑问，在思想路线上，梅尼克受到了新康德学派、特别是文德尔班（W. Windelband, 1848—1915）、李凯尔特（H. Rickert, 1863—1936）、狄尔泰（W. Dilthey, 1833—1911）和韦伯等人的影响。这些新康德学派的代表人物都着意于思想史的研究，而梅尼克致力于思想史研究时，②又特别以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19世纪以来的两条主线。这一重视思想史研究的倾向，对于德国乃至整个西方的青年一代历史学家都有着很大的影响。例如，20世纪在西方史学界蔚为大观的法国年鉴派，就曾深受这一德国学派的思想影响，伊格斯（G. lggers）乃至于认为，不考虑德国历史学派的遗产，法国年鉴学派就是不可想象的事。尽管年鉴派所谓的“理解”（comprendre）已经超越了他们之前的德国历史学派，却多少不免局限于考据观念的那种“理解”（verslehen）的涵义。
    二
    由兰克奠定的德国历史学派虽然以史料博给、考据精详而闻名，但并非不讲究理论思维。不过这个学派的理论思维的路数是针对着黑格尔学派的路数而发的，并且与之背道而驰。黑格尔学派认为，历史就是精神通过一系列辩证（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的历程而展开并实现它自己；反之，历史主义学派从兰克到德罗伊森、狄尔泰到梅尼克都认为，精神并不体现为一个辩证的过程，而是体现为个别化或个性化的形态，这就是说，历史是由许多个别的实体所构成的，每个个别实体的本身都有其内在的、独立的结构和意义，而绝非只是过眼烟云般的流变过程的一个阶段而已。每个个人是个体，每个国家、民族或社会也都是个体，所以他们或它们都要服从个体化的原则。个体性或个性化的原则并非只是一种单纯的现象，它是一种深刻地植根于现实性之中的观念。
    梅尼克第一部重要的理论性著作《世界公民国度和民族国家》于1908年问世，书中他对比了自由主义的世界公民的理想和黑格尔所宣扬的普鲁士的国家精神，探讨了两者之间的歧异。贯穿着这部书的中心思想是德国历史学派所强调的现实精神性，即国家乃是思想之个性化或个体化的体现，而且总的说来，普遍的观念也只能体现于具体的个性之中。显然地，这一历史主义的唯心史观过份强调了思想的功能，亦即观念之作为历史主体的功能，从而无视盲目的物质力量在历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它也没有能很好地解释历史上所出现的一幕又一幕的“理性的狡猾”。而另一方面，德国历史学派也和西方的、尤其是和英国的古典自由主义不同，他们认为个人的自由只能是置诸于国家的框架之中才有意义。此外，根本就不存在象古典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那种绝对意义上的个人自由。此后的10年中，梅尼克曾就这个主题写过20多篇论文，于1918年结集为《普鲁士与德国》一书。
    第一次大战摧毁了梅尼克之希望能调和强权与精神这二者的向往，他多年的理想破灭了。大战后不久，他于1924年写成《近代史中国家理性的观念》一书，表现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深沉的幻灭感。此书所探讨的问题，仍然是强权与道德两者的关系这一老问题，但在思路上则有所创新。他认识到了过去被奉之为神圣的国家政权，不仅可以创造文化，也同样可以毁灭文化。这时候，他对于强权中的“恶魔”因素已有了更深一层的看法。虽然他仍然在设想着所谓国家理性可以成为一座沟通政权和道德的桥梁，但在他内心的思想里却又勿宁说对此是颇为悲观的。这部书标志着他思想上的另一次转折，因为他已经明确察觉到政权和道德之间悲剧性的冲突，那种冲突似乎是内在的、永恒的。所谓国家理性是不是有此权利可以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或者说，我们在政治权威的利益之外和之上，是不是还有独立的道德准则？国家政权真的是享有一种超乎个人理性之外和之上的理性和道德吗？这就是他这部书所要回答的问题。当然，他还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国家理性”的神话，但他在大量考察了近代西方政治史和思想史之后，却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国家权力的运用应该有一个限度，那就是应该以保护公民的权利和福利为其限度，而不可超出为这一目标所必需的限度之外。从而，他就在力图以道德理想来为政治权力划定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
    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于1513年问世，它把政权的基础由神圣转到世俗，它向国家的内部去寻找国家的重心，而把道德理想和价值判断完全驱逐出政治思维的领域之外。《近代史中国家理性的观念》一书则通过马基雅维里以后四个世纪的历史来探讨政治现实和道德理想的关系，作为他长期从事思想史研究的总结。全书的基本思想可以归结为：所谓国家的政治利益往往是和道德原则相矛盾、相冲突的。顾治高度评价了这部书，认为自从狄尔泰之后还没有一个学者能以如此之丰富而又绵密的见解来分析人类的意识和行为的。然而在这里，在梅尼克的身上也表现出了一场历史学家和理想主义者之间的人格分裂。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坚持认为从一个人的个性深处所得出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是不道德的；而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又不能不痛苦地看到政治权力的现实需要总是毫无道德可言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他于1936年写成了另一部著作《历史主义的兴起》。这部书是从西方思想史的背景上考察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到兰克学派和浪漫主义的史学思想，并特别考察了对于启蒙运动的人的观念的背叛。他那基调仿佛是在说：一切时代和一切思想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平等的、等值的。《世界公民国度和民族国家》一书预示着魏玛时代的到来，而《历史主义的兴起》一书则是伴随着魏玛时代的消逝。 《历史主义的兴起》是作者一生史学事业最后的一部巨著， 这一年他已74岁。此后的18年，他便以对德国历史文化进行反思式的观照而终其余年。这部书虽然被认为是代表悠久的德国历史主义的一个思想高峰，但是他那个中心问题——即权力和道德的关系问题——却始终没有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他本人的基本倾向是要推崇个人和个性的尊严以及其中所孕育着的不断进步和不断发展的能力；这一倾向也始终是德国历史主义思潮的一个主要内容。这种意义上的历史主义，可以溯源于18世纪后期的康德和赫德尔（F. G. V. Herder, 1744—1803），中间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演变，最后在梅尼克的这部书里面得到了详尽的阐发。这种历史主义的特征之一是，它不相信绝对价值或实证主义或客观规律。历史是人创造的；如果历史是被规定好了的话，那就谈不到人的创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