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历史主义自然不免带有相对主义的、乃至不可知论的色调。梅尼克也感到了这个缺陷，所以他要努力维护个人良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藉此以弥补这种缺陷。所谓的国家理性——即法国人所称之为Raison d'Etat的，梅尼克也在使用这个法文术语——也就是马基雅维里主义，这种主义仅仅着眼于考察政治权力本身的运动规律，而把其他一切伦理的、道德的考虑置之度外。但是它却恰好忽视了伦理道德正是人生之中、因而也是历史之中所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权力原则和道德理想这两者如何能统一的问题，就成为长年困扰着理想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历史学家的一个中心问题。长期以来，德国的理想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史学传统的解决办法是把国家认同于道德观念的体现，从而使两者得到统一，梅尼克在1908年的《世界公民国度和民族国家》一书中，也是把德国的统一当作是民族国家观念的发展的结果。但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已经摒弃了这一观点。《历史主义的兴起》深入地讨论了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重点在于强调历史现象的单一性和个别性，而不承认历史的发展有客观的规律。作为德国历史主义的晚期代言人，他虽然继承的是一个悠久的传统，然而他在书中随处都流露出来的思想却仿佛表明了这个传统的危机。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翌年，1946年，梅尼克以84岁的高龄写出他晚年的压卷之作《德国的浩劫》。这部书从两个世纪的德国历史文化背景着眼，对于导致法西斯专政的原因做出了自己的答案，它是思想史家的梅尼克在历尽浩劫之后对德国历史文化所进行的反思和再评价。书中虽然并没有正面论述传统的德国历史学派，但在他对历史的重新理解和批判之中却在很大程度上蕴涵着这一点。这部书并非是鸿篇巨制；它不是一部记事的历史著作，而是一部以个人的回忆和感受为形式的史论，或者说文化批评。如果说，每一个时代的历史著作也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是历史时代精神的记录，那么，每一个时代的史论或文化批评就同样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是历史时代精神的反省和自我批判。本书以非正式的、但不失为深刻的沉思的笔触，概括评论了自歌德时代的古典自由主义直到法西斯覆亡为止的德国思想文化的全景。作者不纠缠于考订细节、缕述史实，而是迳直探讨一些重要历史线索背后的思想潮流。他这种论述思想文化史演变的个人风格，是读者们在他的许多著作里所熟悉的，但是代表他晚年最成熟的思想的这部史论，或许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部。在这部书里，历史真正的精髓和动力不是求之于社会的组织形态，而是求之于人们思想深处的观念。它又不止于是一部史论，它同时还是历史学家本人暮年的思想总结。
    问题的核心，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表述：这场浩劫及其成因，是不是为德国文化的精神所独具、所固有？抑或，这一现象并不必然只限于德国文化，而是某种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东西，也可以同样地为其他民族文化所共有？（难道其他民族就没有、或者不可能出现法西斯吗？）而且，是否随着希特勒及其纳粹党的破产，导致浩劫的因素就永远消失了？这些问题是值得深思的，是摆在德国和世界的历史学家面前而必须作出答案的。这些因素之中，有哪些是应该溯源于民族性及其思想文化的素质的，又有哪些是应该归咎于特定的社会物质条件的？两者之间有其必然的内在联系吗？历史学家不能不认真加以考虑的还有这样一个比较历史学的问题：何以其他同时代、同等发展水平、面临着同样的或类似的社会经济境况的民族国家，例如英国，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本书所特别指出在冲击着当代德国的两大浪潮——交相激荡之下，可以较为平稳地渡过，而在德国却出现了纰漏并终于导致了法西斯？梅尼克本人对于德国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的感情是太深厚了，他不能承认法西斯专政是出自德国历史文化中的某种必然。他认为那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完全是一幕偶然，和德国的历史文化丝毫没有瓜葛。然而，如果历史上的重大事变纯粹出于偶然，这又怎么可能说得通呢？梅尼克对此所作的答案是：如果我们追溯历史，我们就可以发见这场浩劫的根源并不在德国的古典思想文化之中，而是在于人们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法国革命的乐观主义的幻灭。因此可以说，它并不是继承了德国古典文化，而是背叛了德国古典文化。因此，它就不是一个德国历史文化问题，而是整个西方世界的历史文化的问题。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和德国的历史文化之间并没有任何内在的有机联系；所以它对德国就不是一幕必然，而是一幕偶然。例如，作为偶然因素他举出了兴登堡个人的错误和弱点，等等。或者，从更深一层的思想文化背景来说，希特勒及其纳粹党的法西斯专政乃是由于国家政权与精神文化、世界公民理想与民族国家利益互相冲突而未能一致的结果。梅尼克本人似乎从来就不曾感到过（或者不肯承认）德国古典文化中的唯心主义思想传统会有什么内在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他和同时代的特罗什就表现出明显的分歧。
    梅尼克在反对和谴责法西斯的同时，却在为德国传统文化而辩护，并且是在辩护德国传统文化的全部。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或指出过，其中也可能有某些东西会有朝一日成为德国的祸根。他认为，成为祸根而毒害了德国民族和人民的，完全在于普鲁士军国主义中那种马基雅维里的精神，而不是什么别的。他全心全意维护德国古典文化的理想，认为这一理想和法西斯的实践，其间毫无共同之处。即使在德国民族最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他也没有动摇过自己对德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信心。他不肯承认在德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里，正如在任何历史文化传统里一样，总是会有好的和坏的，——尽管最微妙、最棘手而最难于解决的正在于，好的和坏的往往是同一件事物的两方面，是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的。他虽然承认非理性的“恶魔”原则似乎在历史上起着主导作用，可是他又不承认它和德国古典文化传统之间有任何牵连。这个思想矛盾一直伴随着他的一生，并在他晚年定论的这部史论之中也随处有着鲜明的反映。当然，书中也表现出作者暮年以劫余之生对自己早年所信奉的教条以及早年对国家政权和伦理道德的一致性的那种乐观态度产生了怀疑，所以说起话来，早年那种充满信心的肯定语气已经消失了。无论如何，这部代表他晚年看法的书，其中所运用的思想方式和研究路数是有其特色的，并值得思想史的研究者参考和批判。同时，作为作者本人的思想总结，它也不失为当代德国思想史上和史学史上的一份有价值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