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历史科学理论与方法问题的讨论已热烈地开展起来了。这从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成果。国外一些史学理论和方法相继被介绍过来，其中之一即是比较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比较史学的定义，当前还未取得一致意见，但它作为一个独特的流派已从历史专业中分离出来，这是很明显的。苏联学者认为：“尽管历史比较以前也应用甚广，在整个历史科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但作为一种独立的科学研究方法，历史比较方法是在上个世纪才形成的。”①美国学者小威廉·西威尔指出：“大多数历史学家使用比较史学这一术语时，他们指的既不是比较方法，也不是比较的观点，而是指作为主题的历史比较：即指那种在两个或数个社会间系统比较，在比较的总体上说明它们研究的结果。”②另一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森是这样说的：“比较史学的主要目的是系统地对比研究两个或几个社会里某些进程和制度，这些社会在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中通常不属于同一地理区域。只是在这种研究中，比较本身才始终处于核心地位。”③他们都强调了比较史学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民族或文化之间自始至终地贯彻比较方法的研究。这种比较研究的形成，一般认为是由于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同许多前所未知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具有特殊“异国”文化的各民族发生了冲突，导致启蒙思想家有目的地对不同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不同文化进行历史比较研究，并跨出了最初的重要步伐。
    从上述概念出发，比较史学在中国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18世纪末。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能“开眼看世界”，对世界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甲午战争后，维新变法派深感民族危亡迫在眉睫，认为要挽救祖国，探索民族自强之路，就必须从根本上学习西方。因此，在戊戌变法前后，出现了一批中西历史比较的论著。如严复撰写的大量的案语；康有为进呈光绪皇帝的各国变政史上所写的序言；谭嗣同的《论今日西学与中国古学》；梁启超的《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和唐才常的《历代商政与欧洲各国同异考》、《各国政教公理总论》等，都采取了中西历史对比的手法，比较异同优劣，以阐述世界历史的同一性和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尽管他们的比较研究还缺乏科学的标准，但大都是有意识地运用了比较史学的方法。可以说，他们是中国比较史学研究的先驱。
    到了“五四”前后，中国又进入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时期。为政治上的变革做舆论准备和思想先导，出现了新文化运动。在这个时期发生的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都是空前的。参加论战的双方，大都采用比较方法研究中西历史、政治和文化。当时的主要论文如：《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陈独秀）、《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伧父）、《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常乃{K18804.jpg}）、《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冥），等等。这种东西文化异同优劣的论争，从历史学角度来讲，可以说已属于比较史学的范畴了。
    但是，受传统的史学思想影响，比较史学在中国的发展此后一段时间处于停滞的状态。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史学界仍是“实证主义”占主导地位，大多数史学家把具体历史看作是事实材料的简单堆积，这自然影响到比较方法的运用。现代中国史学也颇受其影响。以傅斯年为首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明确提出“史料即史学”的主张，一度统治着中国的史学研究。后来虽有各“史观派”起来矫正了“史料派”的偏颇，但又陷入了一种机械的图式化的倾向，忽略了对方法论的探讨。此时虽也有人，如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等曾运用过比较方法研究具体的历史问题，但严格意义上的比较史学论著实在是凤毛麟角。
    建国后，史学理论又受到重视，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并在史学研究中取得不少成绩，但往往存在不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而是简单地以之代替具体的历史科学理论的倾向。60年代以后，受“左”的影响，阶级分析方法成了唯一正确的方法。以后直至发展成“文革”时期的文化专制主义，史学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了。史学界的“文字狱”首当其冲，一搞比较研究，就有“生搬硬套”之嫌，使比较史学走到了绝境。
    自拨乱反正以来，贯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执行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解放思想，冲破“左”的束缚，史学界才重新出现了生机。随着史学改革的深入，“理论热”的形成，以及国外新兴学科、方法的引进，比较史学又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特别是著名史学家周谷城先生大力提倡，身体力行，于1981年3月发表了《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一文，大大推动了比较史学研究的开展。比较史学已引起我国史学工作者日益浓厚的兴趣，一些同志在引进、介绍比较研究的理论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对历史比较研究的理论依据、作用、意义、具体的条件和要求，以及历史比较研究的局限性，都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但是在这一段时期，史学界仍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比较观点和比较方法在史学中的运用。在历史研究中，简单地或偶然地采用比较，或把比较方法作为启发的手段，而不是作为贯彻始终的方法或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