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功过论”已成为历史人物研究中的模式。历史人物的活动都被分解为功与过两个方面。这似乎是很全面的分析方法，可是，久而久之，我们厌倦了。这是为什么？
    疑虑迫使我们不能不思考“功”与“过”是怎样被研究出来的。
    秦始皇第一次统一了中国，使“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隋文帝再次统一了中国，“四海之内，若遇新晴”。统一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巩固、繁荣、发展——历史学家正确地告诉我们。
    秦始皇、隋文帝压迫人民。尤其是秦始皇，施暴政于人民。在他的统治下，“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几十万农民变成地主阶级的囚徒。这是英雄的过失。历史学家如是说。
    当然，思考没有就此止步。透过历史人物活动的表象，史学家深沉地说：“英雄的功绩是历史趋势使然，统一是人心所向，是经济发展所决定的……”。英雄的过失呢？为了避免苛求古人之嫌，过失往往被归结为阶级的局限、时代的局限，而局限是难以突破的。
    可见，纵然我们可以在英雄名下开列出详细的功与过的账单，但我们仍然不明白在历史规律制约下，他个人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英雄的功与过都被归结为历史的必然；英雄的功与过与英雄毫无关系了。我们发现，那从广漠的历史原野中匆匆走来的英雄队伍不过是一群玩偶。他们为完成历史使命而来，有同样的功劳，犯同样的错误。
    英雄变成玩偶，我们感到厌倦。
    一切都是必然的。这是我们思维中的障碍。恩格斯说：“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507页）多年来，我们似乎仅仅从中体会到：社会需要将召唤出伟大人物，召唤哪一个是偶然的。对于英雄史观，这是有力的反击，但对于早已相信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来说，仅至于此的理解，还有什么更多的指导意义呢？这就如同说，人总是要死的，在哪一天死是偶然的。这一永远正确的结论丝毫也不能阻挡我们为推迟这偶然的一天而竭尽全力——哪怕是垂死挣扎。
    可见，我们不能忽视偶然性。恩格斯并不认为被社会召唤出的伟大人物都一模一样，而是“或好或坏”，也不是召之即来，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迟或早出现的。显然，或好或坏、或迟或早出现的伟大人物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并不相同，而这却是偶然的。
    我们强调历史的偶然性，强调英雄人物的作用，但与偶然论者、英雄史观有着根本的分歧。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以嘲笑的口吻引用他们的论点：“阿克丁姆战役的结果不是由于历史学家一般所主张的那些原因，而是由于安东尼对克娄巴特拉的迷恋。当巴贾齐特由于痛风而没有向欧洲中部进军时，吉本评论道：‘一滴恶毒的体液落在一个人的一根纤维组织上，就能阻止或延缓许多民族的灾难。’希腊国王亚历山大被他蓄养着玩的一只猴子咬了一口，于1920年秋天死去时，这个意外事件便引起了一系列事件，因而使温斯顿·丘吉尔爵士说出了这样的话：‘二十五万人死于这只猴子咬的这一口’……”。（卡尔：《历史是什么》第106页）
    公允地说，偶然论者并不都是在空谈，他们往往有历史事实作依据。偶然论者的问题不在于例证缺乏，而在于他们对大量的历史事实未作任何抽象。我们强调偶然性，仅仅认为每一个具体历史环节往往具有偶然性，但当我们对众多历史事实进行抽象之后，我们发现了历史趋势；或早或迟，每一个民族都由石器时代进入金属器时代；或早或迟，每一个和平的原始公社都被它所孕育出的私有制所摧毁；或早或迟，资本主义机器的轰鸣声使中世纪的田园牧歌成为历史的回忆；或早或迟，每一个民族的历史中都产生过不朽的英雄人物……。
    历史必然性是存在的。但它只是在历史长过程中才能得到体现。抽象由具体而来，但一经抽象，便不能和具体直接对话。必然、偶然、抽象、具体，这是不同层次的问题。不同层次之间的争论必定是没有结果的争论。偶然论者尽管也可以观测历史的长过程，但他们观测的长过程是未经抽象的。无数的具体并不等于从中提炼出的抽象。历史当中大量的偶然事件、意外的变故使戏剧家神往，而历史学家如果仅仅沉醉于此，势必误把戏剧当成历史。
    长过程与短过程具有不同的性质，这不仅表现在历史领域，在其它领域也是明显的。在商品交换领域，就每一短过程来看，商品价格往往背离商品的价值。但从长过程来看，商品价格的总量和价值量还是一致的，价格上涨部分总是由下跌部分来抵消的。在思想领域，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说：“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如果您找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中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7页）
    由此可知，长过程与短过程往往表现出截然相反的特征。古希腊人天才地悟出这个道理，提出了“飞矢不动”的命题。就长过程来看，飞矢从此地飞往彼地，是在运动着，但就每一瞬间而言，飞矢又总是在一个确定的位置上，飞矢确实不动。
    “飞矢不动”是极富辩证思想的智慧闪光。然而偶然论者思想方法上的可悲之处却在于他们真的认为飞矢不动。他们仅仅看见了每一短过程的偶然性，忽视了长过程中表现出的必然性。
    为了证明在长过程中表现出的历史必然性，我们则常常把每一具体的短过程中的事件也统统归结为必然，这同样是可悲的。如果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必然的，那么，英雄就必然成为玩偶。
    必然性指示出历史的归宿，而偶然性则为人们到达这一归宿提供了种种机会。汉武帝时期，无为政治转变为有为政治。汉帝国以强大的姿态出现在东方。可是，危机也在孕育着。历史走到了十字路口：要么继续有为政治，要么再度转向无为。不论是选择哪条道路，都会对以后的历史发生强烈影响——或者使西汉王朝继续发展一段时间，或者加速它的衰亡。但不论怎样，衰亡之日不会立即到来。汉武帝有选择的机会。多年的忧虑终于使汉武帝在晚年下轮台诏自责。一纸罪己诏，换来了“昭宣中兴”。有学者冷静地指出：轮台诏“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田余庆《论轮台诏》，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也有没有选择余地的历史时刻。历史仅指示出一条道路，这通常是一条灾难之道。历史上，每当一个王朝走到自己的末日，统治者中的英雄便无回天之力了。在君主制下，君主们可以毁掉一个昌盛的王朝，但却无法使衰亡的王朝焕发出新的活力。末日的必然性似乎有悖于前论——长过程的必然性与短过程的偶然性。一个或许合理的解释是：这一时刻是长过程的终点；这一时刻，那一直潜伏在偶然性中的必然性终于胜利了。
    历史中的英雄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在面临抉择的时刻，他们是怎样思考的？怎样行动的？他们抓住了哪些机会？又错过了哪些机会？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