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方法问题日益引起广大研究者的重视，在历史学界也是如此。我国的历史悠久，我国的历史学源远流长。古代的史学家们运用的主要方法是各种编纂方法和考据方法。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传入我国，使我国的历史学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面目为之一新。历史唯物主义既是一种科学的历史观，又是从事历史研究的方法论。然而多年以来，我们的史学界重视了它的历史观一面，却忽视了它的方法论意义。而在其丰富的方法论中，则主要抓住和运用了阶级分析方法。这就使我们的历史研究有着很大的局限性。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向我国的历史学者提出了重大的任务。为了振兴历史科学，顺利地担负起时代赋予历史工作者的责任，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进一步丰富、完善、改进我国历史学的研究方法。
    一
    研究方法与思维方法是不可分割的。思维方法指导、支配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则是思维方法在研究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当我们在探讨历史研究方法的时候，不可不首先探讨历史研究的思维方法，而这一点恰是一个薄弱环节。
    人类的思维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自身的发展而发展的。马克思说：“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①又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②我们只有采用当代最先进的思维方法，施之于历史研究，才能够获得有价值的成果。
    历史研究的思维具有其固有的方式和特点。
    首先，历史研究的思维是一种“反顾思维”，即认识主体——研究者对以往历史过程的探讨和认识。历史的已逝性和不可再现性决定了历史研究必然是反顾思维。作为认识主体的研究者本身所处的社会发展状况，他的社会地位，他对本社会最新思想成果（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技术成果）的接受程度，决定着他对历史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一部“历史”代代写，代代“历史”不相同。每一时代的人都站在自己这个时代的角度去重新认识和理解历史。这也是历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长青不衰的一个根本原因。因此，作为当代的历史研究者，关心现实，了解现今社会科学和技术发展的状况，汲取当代先进的思想成果，站在时代的前列，站在时代的高度去回顾和研究历史，是取得成果的必备条件。几乎在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包括科学技术变革）之后，都会出现一代人对历史的反思，会出现一些发人深省的史学著述。古今中外的大史学家，无一不是站在自己时代的高度研究历史的巨擘。
    其次，历史研究是一种“三维思维”，即研究者这一认识主体必须借助于史料这一间接客体，去认识自己的研究对象——作为直接客体的客观历史过程，并从中找出规律性。史料并不就是真实的历史，史料在一定程度上背离、甚至是歪曲历史的事是很多的。因此必须借助于考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我国考据学的发达，为我们从事历史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当然，旧的考据学还有不少缺陷，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考据学，才能恢复历史的真相。而在古史研究领域，更需要以现代科学技术武装的考古学与考据学的紧密结合。
    历史研究思维方式的上述两个特点，对于一切史学家都是客观存在的，它并不以个人的好恶和是否意识到它为转移。而对于我们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来说，要开创历史研究的新局面，还必须运用先进的思维方法。
    第一，是“立体”思维，就是要考察研究对象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联系，从历史过程（及人物）所处的四维时空中全面地进行考察和分析。任何历史现象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和它周围事物，和它以往的历史过程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的。恩格斯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③历史既不是单线条的延续，也不是平面网络的扩张，而是错综交叉的立体联系。所谓“历史长河”，就是立体的历史长河。不可否认，“线型”思维对于弄清某一事件或历史问题的发展脉络，“网络型”思维方法对于探讨某一历史阶段或领域的内部联系，是有一定作用的。然而，这两种思维方法都有很大局限性。因为它们只抓住了历史现象的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联系，而远远没有把握住“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历史现象的一切方面的一切联系。“立体型”思维方法正是从整体、从全面入手，来考察和研究历史的。列宁认为，“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④“立体型”思维方法能使我们更接近历史真相。使我们更接近历史的客观规律性。长期以来，我国历史学主要围绕着政治史及思想史作文章，经济史、社会生活史、科学技术史都相当薄弱。特别是，我们的史著中以点盖面的倾向十分严重。我们的祖国幅员这么广大，民族和人口这么众多，地形气候的差异这么显著，各地各民族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么明显，而在我们的史著中却反映得那么单调、划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我们的不少史著中还好象是一些公式和标签。这都反映出在我国史学界，是“线型”、“网络型”思维方法占着主导地位。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历史，它应该反映历史的全貌，断代史应反映某一断代的全貌，地方史应反映某一地区的全貌，专门史应反映某一领域的全貌，人物传记应反映某一历史人物的全貌。不把生产史、生活史、文化史等纳入历史著述，很难说我们的历史研究完全贯彻了历史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