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方法一般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哲学的方法，是从总体上观察、把握世界的方法，它和世界观、历史观直接联系在一起，和思维方法也密不可分。这是最基本的方法，在这个层次上，历史唯物主义是从事历史研究唯一科学的方法。它对第二、第三层次的方法起指导作用。任何否认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指导作用的意识都是要不得的，重要的是充分发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作用。当然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也不是凝固的、封闭的，它要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随着人们的社会实践和人类思维的发展而发展。二是一般的研究方法，它是从一个方面把握世界的方法，往往适用于多种科学，是第一与第三层次的中间环节，如综合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比较方法等，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方法也是属于这一层次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中有不少属于这一层次的方法，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发掘利用。三是具体学科的特殊研究方法，它适用于特定学科，带有较强的独立性和技巧性，如天文学的观测方法、医学生物学的解剖方法、文学的评论方法、历史学的考证方法等。我们现在所要探讨的正是属于第二、第三层次的研究方法。归纳方法、分析综合方法、阶级分析方法、史料考证方法都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所熟悉，兹不赘述。下面谈谈为我国史学界还使用较少的一些方法。
    比较方法。这是确定对象之间差异点和共同点的逻辑方法。它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诸多学科较为通用的一种方法。我国古代和近代史学家都曾偶尔使用过比较方法，如各朝代间的比较和中外比较，但是大都停留在表面现象的比较上。五四运动后至“文革”前，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曾用比较方法考察中外历史，探讨中外历史的共性和个性。但这个时期总的倾向是“求同比较”，强调共性，论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普遍性，而对中外历史特点的研究则较薄弱。总的说来，我国史学界对比较方法的运用还是不普遍的。为了全面了解我国国情，深入探讨我国历史的特殊性，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科学的依据，我们应该大力发展“比较史学”，特别是中外历史的比较，其中有许多重大的课题。虽然列宁说：“任何比较只是拿所比较的事物或概念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来比较，而暂时地和有条件地撇开其它方面。”(14)但是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比较方法具有不同于其它学科的特点，这就是要尽可能地进行全面比较——“全方位比较”。比如进行中外历史比较，至少应该包括这样一些方面：地理环境、种族人口、家族制度、经济体制、政权结构、文化传统、对外关系，以及上述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住中外历史各自的特点和它们的全部共性，并给以科学的说明。
    定量分析方法。我国史学界重视定性分析，而忽视定量分析，因此我们对许多历史问题只有“性”的确定性而无“量”的确定性，对许多历史问题的争论都是围绕着“性质”问题和“总评价”进行的。这与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强调事物的质变而忽略事物的量变有很大关系，同时也由于我国历史上留给我们能够直接利用的统计资料太少。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定量分析”方法已经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到各个学科的研究中去，西方早已有“统计历史学”的出现。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15)运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历史，便于我们了解历史的全貌，不被个别的、零星的史料牵着鼻子走，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性。定量分析首先要以大量的统计数据为基础，这就需要研究者作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分类、统计工作。定量分析可以使我们把握历史发展的量变过程，把握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这一点正是我们以往历史研究中所缺乏的。
    多元分析方法。从世界观上说，当然只有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是正确的。这里所谓的“多元”，指各自相对独立的“中心”、“系统”、“元素”，对它们应逐一地进行分析。人类历史是多样性的，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都有其特殊性，因此在具体的评价标准上也应该是多元的，而不应被一种固定的原则、模式所束缚。这种方法能避免历史研究中的“一统论”、“××中心论”、和“××模式”、“××道路”唯一正确的教条主义。例如，在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上，同时存在着好几个文明中心；在我国古代，许多时期都存在着数个与中央王朝并立的地方政权；在近代史上，世界各国、我国各地区各民族的发展水平也极不平衡；这些都是不同的“元”，一方面对这些都应当加以研究，纳入史著；另一方面在对它进行分析时也不能使用一个标准、一种“模式”。我们在分析历史事件时，常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客观环境、内部因素等多方面进行考察，这也就是一种多元分析法。就是经济本身，也还包括众多的层次和因素，对这些都不能忽略。只有这样，才能给人以历史的“厚度感”、“立体感”。
    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及其方法。把“三论”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曾引起一阵争论，众说不一。“三论”产生于本世纪40年代，它们是科学技术众多学科发展和相互渗透的产物。同时，它们的诞生又与理论发展的交叉化、整体化倾向密切相关。四十多年来，“三论”对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50年代后，“三论”渗入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在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人指出：控制论和系统论是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后，又一次“彻底改变了世界的科学图景和当代科学家的思维方式”的重大成果。(16)所谓系统，是指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部分（要素）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论强调整体大于各部分的简单总和。系统方法就是把对象放在系统的形式中加以考察的方法。具体说，就是从系统的观点出发，始终着重从整体与部分（要素）之间、整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综合地、精确地考察对象，以达到最佳地处理问题的一种方法。它的显著特点是整体性、综合性、最佳化。信息方法，就是运用信息的观点，把系统看作是借助于信息的获取、传送、加工、处理、反馈而实现其有目的的运动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控制论是在动态环境中实现对系统的有目的反应的控制。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可以从“三论”中看到恩格斯晚年一再阐述的历史多要素“交互作用论”、“合力论”的影子。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三论”中最重要的是系统论。把系统方法用之于历史研究完全是应该的、可行的。每一部历史都是一个发展演化的极其复杂的大系统，其下又分为许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子系统、分支系统、结构、要素。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运用这种方法，能够使我们从新的高度和广度把握历史进程的全貌及其内部联系。“三论”创始人维纳说：“任何组织所以能够保持自身的内部稳定性，是由于它取得、使用、保持和传送信息的方法。”(17)控制论方法和信息方法对我们理解历史上各个社会的内部机制、它的稳定性和生命力，颇有启发。当前，运用“三论”方法从事历史研究，在我国还处于探索阶段，这需要以大量可靠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因而要作大量细致严肃的工作。另外，运用信息方法使我们的历史资料处理和利用现代化，也是我国史学界将要迎接的任务。随着电子计算机的普及，总有一天，它将会被利用到我们史学研究中来，在史料的分类、检索、存储、提取、统计等方面大大减轻史学家的劳动，提高研究效率。
    另外，社会科学各领域和自然科学某些学科的研究方法，有不少值得历史研究者汲取和借鉴，如结构方法、图表方法、社会学中的社会研究方法、心理学中的个人心理与社会心理分析方法等。而其中有些内容，如历史人物心理、群体心理、民族心理和社会心理，则应该纳入历史学研究的范畴，使历史更加充实和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