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封建城市问题的比较研究主要有：赵建明《试论中国与西欧的封建城市问题》（《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沈定平《中国与西欧封建城市比较之我见》（《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吴世荣《试论东西方城市的特点》（《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毕道村《论中西封建城市产生的不同原因的关键》（《社会科学》1985年第10期）等。赵建民、吴世荣就中西城市的不同起源、特点和作用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封建社会解体迟缓而西欧封建社会迅速解体的主要原因”。沈定平则认为：只有把中国与西欧的封建城市问题当作一个“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才可能避免片面性。中国与西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某些不同点，这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封建社会的解体过程。然而特殊性中包含了普遍性，无论中国或西欧的城市发展，都受到封建社会共同的基本矛盾的制约和支配。毕文则专从中西城市在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上作了比较。指出西欧城市具有中国封建城市所不具备的两大特征：一是生产关系上根绝了奴隶制，也消灭了生产条件的所有权和生产者相脱离的封建劳役制，二是工商业者和封建主之间在经济上的界线是截然分明的，形成一个在经济上和封建主阶级对立的市民阶层；而中国的城市工商业者，不但没有形成一个有共同经济基础的市民阶层，而且各自的利益往往互相对立。
    五、在思想文化文面，冯天瑜、周积明的《试论中国和欧洲早期启蒙文化的异同》（《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2期）作了探讨，他们将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同中国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启蒙思想，从时代背景、文化类型和发展前景方面进行了比较，揭示了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王晴佳的《中国和欧洲古代史学比较试析》（《社会科学》1984年第8 期）一文认为中国和欧洲古代史学的产生和发展，虽都脱离不了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等诸方面的条件，必然受其阶级的政治观制约，但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则不尽相同。官修正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大特点，而在古希腊罗马，历史则始终是以私人著述的形式出现。史家的政治观点不一定与统治者完全吻合。中西古代史学有两个共同特点，首先是都集中在政治、军事方面；其次是重视史料的考订和批判工作。通过比较，揭示了历史学在人类文明发展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除中西比较外，还出现了与日本、拉丁美洲国家的比较研究。如吴廷嘉的《戊戌与明治时期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世界历史》1987年第4期），朱雍的《中、日、俄三国早期工业发展道路的比较》（《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孔庆榛的《十五世纪至十九世纪初年拉丁美洲与中国文化之异同》（《中国民航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等文。
    通过比较研究，我国史学工作者的视野更加开阔了，一些长久争论不决的问题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在比较过程中也对传统的观点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如有的研究世界史的同志认为从世界史领域看，过去总结出来的许多典型和规律都有问题。他们通过比较，突破了“西欧中心论”。一位研究中国史的同志则认为，过去研究经济史，主要局限于《食货志》，这实际上是财政史，而不是经济史，还需要引进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加以阐释。又如关于国家起源问题，恩格斯曾作过专门的论述，但恩格斯的研究范围仅限于欧洲。王正平的《试论国家发生的另一种主要形式》（《社会科学》1985年第11期）和刘学灵的《中外国家起源之比较和第四种国家起源形式》（《吉安师专学报》1987年第2期）等文， 用恩格斯关于国家起源的一般原理作指导，通过中外比较，论证了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的起源形式与恩格斯归纳的“雅典式”、“罗马式”、“德意志式”这三种主要形式有所不同，国家起源，是否仅只此三种形式，恩格斯没有说，作者也不拘泥于这一具体结论。他们研究的结果，同样印证了恩格斯关于国家起源的一般原理。
    以上所举的比较史学论文，都兼论中外，很难说是研究中国史，抑或世界史。大多刊登在综合性刊物上。在《中国历史学年鉴》的目录索引中，大都同时被编入中国史和世界史部分。这一现象说明，目前我国史学界已有独立建立比较史学分支和创办专门刊物的必要性。这将大有益于推动比较史学的发展。有同志可能会担心，比较史学作为独立的学科，研究范围会不会太窄？上面所列的论文，已作了极好的回答。各类专史，如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等各个领域，以及一些传统史学从不过问的如家庭、婚姻、人口等社会史领域都可以进行比较研究。
    目前，要在我国建立比较史学，首先要把侧重点放在研究中国历史上，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比较史学。从历史条件看，古代中国，是世界东方的中心，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伟大的文化。这种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在它的形成过程中，虽然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它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传统。这种民族文化，不仅对周围地区，而且对西方世界都发生过重要影响。因此，它在比较史学中，无论在类型上的“平行研究”，还是在渊源上的“影响研究”都具有很大的价值。当前国外的比较史学也经常把中国作为它们的比较对象。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如：为什么工业资本主义产生在西欧而不是在中国？为什么家族、种姓、俱乐部相应地分别产生于中国、印度和美国？日本学者也正在从事“中日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比较研究。所以从当前或发展的观点来看，中西比较都将是世界比较史学的热点。从现实上看，改革和开放，必然地要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和对西方文化的借鉴。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给史学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史学要回答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和适应时代的要求。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为当前的改革提出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教训。既要对我们民族的历史进行反思，以深刻认识我们的国情、民情，又要大胆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而且也只有在广阔的世界背景上，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国情。从而在改革开放中做到不肯从西方，取彼之长，补己之短。这就要求史学工作者研究比较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真实情况。此外，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众多的发明创造和杰出的历史人物，有着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因此，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激发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这就是我们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比较史学的宗旨。
    国外的经验也是如此。各国都往往利用比较史学加强对本国史的研究。美国是比较史学研究成果突出的国家之一。美国历史学家采用比较史学研究的侧重点和主要目的就是研究美国史。他们认为：“在历史学的所有领域中，美国史必须采用比较方法的理由是最充分的。”⑤通过比较研究他们在美国“边疆”问题和“奴隶制”问题上都获得重大的进展。
    如上所述，比较史学已在我国取得初步进展，要使它健康地发展，我们还必须重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用比较方法研究历史，它的成败取决于有无正确的理论作指导。比较仅仅是一种方法，使用这种方法不等于就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指导我们在历史比较研究中解决一系列问题。使我们能克服比较方法本身的局限，揭示历史现象的本质，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