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对苏联出兵远东的考虑与拖延苏联出兵的计谋
    雅尔塔会议前，美国的确曾希望苏联出兵减轻美军的伤亡，但我们必须分清美国在远 东问题上对苏联的要求并不在于苏联能否参战，而在于苏联能否尽早参战。因为美国当 时的处境正如当年斯大林急切地要求英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时苏联所处的地位一样。美 国的要求在1945年1月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表达的十分明确：“我们希望俄国军队尽早 地参加对日作战”，“俄国尽全力投入进攻即是为我们太平洋战区提供的最大支援”。 （注：（前苏联）雷蒙德·加特霍夫：《中苏军事关系史》，纽约，克利夫兰基金会，196 6年，第59页。）所以，如果苏联在美国实施本土登陆作战前对日宣战就可将日本关东军 主力吸引在中国大陆，不使其增援日本本土，从而大大减少美国军队的伤亡，加快战争 进程。可惜这种设想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苏联拖延出兵的表现却令美国经历了一个由 大失所望到大喜过望的过程。
    1951年，美国前驻苏大使哈里曼在国会听证会上透露了罗斯福当年对苏联参战的考虑 ：“关键的问题倒不在于苏联能否参战太平洋战争，而在于能否及时参战，有助于参谋 长联席会议关于进攻日本本土计划的实施。存在的巨大危险是苏联可能袖手旁观，而等 我们付出重大牺牲，打败日本之后，红军长驱直入满洲和中国北部。那时苏联人就能轻 易地以‘公众要求’为借口，建立满洲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了。这样，苏联就会以最小的 代价而取得在远东任意行动的自由。”波茨坦会议前苏联按兵不动的态势使美国人越来 越认为苏联出兵之意不在于协助美国战胜日本，而在于养精蓄锐，坐等美日双方都筋疲 力尽时抢夺胜利果实。于是美国人将计就计，一手在太平洋战场全力推进，完成对日本 主岛的封锁；一手进行隔断苏联进军日本本土的准备。在决定投掷原子弹之后，贝尔纳 斯明确表示，十分希望能在俄国人介入之前结束对日战争。与此同时，美国还授意蒋介 石政府拖延中苏就履行雅尔塔协议进行的谈判。贝尔纳斯就曾说过：“如果他们不这样 做，苏联也许会立即参战……只要他们在谈判，苏联就可能参战，而日本也会投降。” （注：（美）贝尔纳斯：《直言不讳》（James Byrnes,Speaking Frankly），纽约，朗文出 版社，1947年，第211页。）于是就在苏联等候美国再次发出希望苏联早日参战的请求时 ，远东的局势已经发生变化了。
    综上所述，在雅尔塔会议与波茨坦会议之间的这段时期，美苏两国的政策走向并没有 表现出一种依照雅尔塔协议的精神逐渐趋同的态势，苏联想打着维护大国合作的幌子坐 收渔利，美国则以原子弹为后盾企图独揽日本投降，排斥苏联涉足远东。二者的矛盾在 即将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必然会发生第一次交锋。
    四、核武器出世后美苏的较量与合作关系的破裂
    波茨坦会议召开期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美国的“雏形核外交”立即亮相。前文 已述及美苏双方在远东问题上的巨大分歧，尽管美国是有备而来，苏联是被动反击，但 美国并没有实现威慑苏联的梦想。接着在那年9月召开的伦敦外长会议和12月召开的莫 斯科外长会议上，尚未拥有核武器的苏联以“冒险战略”为要旨的“反核外交”粉墨登 场，苏美于是进入了核对抗的第一阶段--“不对等对抗”时代。
    斯大林对核武器并不陌生，从1942年起苏联就开始刺探美、英、德等国的核武器研制 计划，而且这种间谍活动的规模肯定是空前的。1943年3月，奥本·海默的苏联同类柯 察托夫就曾这样评价过间谍活动窃得的情报，说这些消息“……具有重大意义。……使 我们能够绕过许多需要花大力气解决难题之后才能前进的阶段。”（注：（美）戴维·霍 勒威：《斯大林与原子弹--苏联与原子能（1939--1956）》，纽罕温，耶鲁大学出版 社，1994年，第91、116～118、127～130页。）因此苏联方面对核武器的了解相对于继 任总统刚刚3个月的杜鲁门而言并不逊色。但美国原子弹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横空出世 着实令苏联感到有些意外，在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预感到苏联原先构想的大国合作原则 可能要泡汤，必须开始酝酿反击措施了。他叮嘱属下：“杜鲁门企图向我们施压，…… 原子弹的确给他撑了腰。……可这种敲诈的伎俩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并命令加快苏 联核武器的研制进程。（注：（美）戴维·霍勒威：《斯大林与原子弹--苏联与原子能（ 1939--1956）》，纽罕温，耶鲁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1、116～118、127～130页 。）广岛遭原子弹轰炸之后斯大林再次下令尽最大努力加速研制原子弹，抗击美国威胁 。随后苏军突入远东、太平洋，摆出一副要和美国在亚太战场平分秋色的架势，这反倒 把拥有核武器的美国逼到了一种守势。
    苏联缘何敢跟拥有核武器的美国抢夺胜利果实？美国为什么不能按原计划阻止苏联涉足 远东？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就要考察双方当时对局势的判断特别是对核武器的认识。必须 明白一点，即数量稀少的几件核武器并不能以其个体所具有的巨大破坏力而常规武器划 清界线，核武器只有经历了数量上的指数级膨胀之后才能脱离常规武器的范畴成为一种 巨大的威慑力量，加之核武器的制造工序复杂，不能象常规武器那样能够在短期内大量 生产。此外，美国那时对自己的独家垄断地位过于乐观，没有很好地考虑一旦核威慑失 灵后该怎么和苏联打交道。
    其实美国轰炸广岛和长崎对苏联的震慑非常大，但苏联对美国的确切意图并不是非常 清楚，只是下意识地准备要反击美国的核威慑。幸亏苏联间谍发回的报告准确地证实了 美国的军火库中只有几颗原子弹，（注：（美）戴维·霍勒威：《斯大林与原子弹--苏 联与原子能（1939--1956）》，纽罕温，耶鲁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1、116～118、 127～130页。）这多少为苏联出台紧急应对措施赢得了时间，于是苏联的“反核外交” 应运而生。波茨坦会议之后，苏联立即着手开展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机构调整，在一切 为了早日造出原子弹这个目标的指引下，苏联最终被改装成一个现代军工复合体。同时 也加强了对敌特分子的防范，严防敌人在苏联国内制造恐怖的“匿名核战争”。
    而美国虽然只用两颗原子弹就改变了二战的进程，但正是日本的迅速投降助长了美国 的骄傲情绪，美国决策者高估了核武器的威力，忽视了苏联的地缘特征及军事潜力都比 日本优越得多，这种纯粹的实力是拥有原子弹及海空军优势的美国所无可奈何的，而且 这个教训也是在苏军四处出击，制造了既成事实之后美国才意识到的。在1950年以前， 美国的官员丝毫不敢肯定如果美国先下手的话就一定能打赢一场针对苏联的预防性战争 。（注：（美）约翰·路易斯·加迪斯：《我们现在知道了--对冷战历史的再思考》， 纽约，克莱兰顿出版社，1997年，第89页。）这就令美国在与苏联打交道的过程中不能 过度依赖核武器这张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