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基本可以回答上文提出的问题了。斯大林对核时代的对抗双方的意图与实力基本 上做到了知己知彼，处于弱势的苏联本能地先行确定了与美国对抗的方针；而杜鲁门那 边则是一团乱麻，搞不清苏联会对美国的核威慑作何反应。这就是为何美国反倒被苏联 牵着鼻子走的原因。而且美国在外交场合的一举一动不管初衷如何，其表现形式总是要 敲诈苏联让步，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对待苏联。这就令苏联只得一手加紧研制自 己的核武器，一手坚决与美国对抗到底。
    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突然结束，美苏双方的关系眨眼间就发生了变化。战时大国间 的合作关系随着共同敌人的投降而失去了基础，战后初期外交场合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 有关各方重视和猜测。此外，美国在战后面临着全新的世界形势，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 削弱其对外政策的连贯性和前瞻性，在多种选择之间反复摇摆之际丧失了一个拥有核武 器的国家应有的主动性。
    美国国内对核威慑战略的争吵从一开始就喋喋不休。贝尔纳斯主张先守口如瓶，等到 轰炸日本以后苏联必会瞠目结舌，如此即可将原子弹的威慑效应最大化；史汀生认为如 此只能加深苏联对美国的不信任，妨碍战后继续合作，于是建议先向斯大林透透风。（ 注：史汀生曾在7月4日向杜鲁门提交了一份备忘录阐述了透风策略的效应，见FRUS，19 45（华盛顿，1967年）第2卷第13小节。有关贝尔纳斯利用核武器发动外交攻势的设想见 阿尔佩罗茨前引书，第195～219页。）杜鲁门则折衷了两人的方案，用隐讳的语言向斯 大林透露了美国拥有的新式武器。总起来说，美国给原子弹只开出了两个处方：上策是 搞国际控制，下策是维持美国的垄断地位进行威慑。杜鲁门更倾向于搞国际控制，并要 确保苏联参加。（注：（美）约翰·路易斯·加迪斯：《冷战政客操核上阵--1945年以 来的核外文》，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页。）这成了随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美国 对苏政策的着眼点。
    1945年9月召开的伦敦五大国外长会议是战后举行的第一次大国会议，美苏双方在许多 问题上都发生了争吵，核武器问题当然也是其中之一，会议最后几乎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苏联参加这次会议也是有备而来的，从外表来看，苏联采取了一种“把活马当成死马 医”的策略，根本不把美国拥有原子弹当回事。这就是莫洛托夫缘何出人意料地对这种 新型武器不屑一顾。他后来承认：“我们早已为这个问题定下了一种基调，回答对方问 题方式要能使我国人民多少感到一些自信。”（注：（前苏联）菲利克斯·伊凡维奇·朱 甫：《莫洛托夫回忆录--克里姆林宫政治内幕》，芝加哥，麦德索默-诺顿出版公司 ，1993年，第58页。）伦敦外长会议可称双方的第二次交锋，美国原计划利用核威慑谋 取外交收益，岂料这早已成为苏联外交反击战的靶心。这次会议使美国清楚地认识到不 能靠原子弹迫使莫斯科作出任何外交让步了，此后美国走上了寻求国际控制的道路。
    伦敦会议的失败是大国合作破裂明朗化的一个标志，美苏双方从此互相抬杠，互不买 帐。会后，苏联将反击美国核讹诈的斗争扩大化了，在很多原本无关的问题上也要与美 国一争到底。至此，大国合作的基础已经完全丧失。伦敦会议还为苏联的“反核外交” 提供了一个“试试水温”的机会，结果斯大林成功了，贝尔纳斯会后决定承认苏联在东 南欧的绝对优势地位，此后苏联的对外政策更趋冒险了，因为斯大林摸清了美国没有进 攻苏联的实力。苏美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对抗，在这种互怀敌意的环境中，无论美国出台 什么政策都会被苏联视为阴谋。从这个角度着眼，“国际控制”案的流产已是必然的事 情了。
    那年12月在莫斯科举行了新一轮大国外长会议，莫洛托夫仍旧显示出一副平起平坐的 样子。美英代表团赴莫斯科的目的本来是要设法让苏联参加联合国的一个专门委员会， 设立该委员会旨在对原子能实行国际控制，这也是艾奇逊--李林瑟计划（Acheson-Lilienthal）（即后来的巴鲁克计划）的第一步。有些苏联官员认为美英代表团来访足以 证明他们在原子弹问题上已不再奉行强硬路线；（注：（前苏联）菲利克斯·伊凡维奇· 朱甫：《莫洛托夫回忆录--克里姆林宫政治内幕》，芝加哥，麦德索默-诺顿出版公 司，1993年，第58页。）也许正是出于这种原因苏联居然同意参加联合国就此问题举行 的讨论。其实所谓的国际控制方案从来就没有达成过任何一致意见，因为美国提出的两 个计划（即艾奇逊--李林瑟计划和巴鲁克计划）都要求在美国放弃其核垄断之前建立一 个强有力的国际机构监控所有用以生产核武器的设施。苏联的立场则是要首先立即摧毁 现存的核武器，却没有附加相应的监督机制阻止其它国家生产核武器。双方在谈判中积 累的分歧愈益加剧了不信任感，美苏对抗正是在两国就如何对核武器实施国际控制的过 程中逐步升级的。
    五、结语
    至此，可以初步总结一下美苏这一时期外交政策的利弊得失。首先，双方都没有攻击 对方的意图。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最初只是为了能在苏联拖延出兵的情况下尽快击败日本 ，然后才是阻止苏联的扩张，为达到后一个目的，美国的外交表现出一种威慑性；但美 国在冷战早期一直没有进攻苏联的计划。苏联也没有和美国开战的打算，但美国在外交 场合咄咄逼人的势头着实令苏联感到担忧，这种担忧一是源于误会了美国的真实意图， 二是处于弱势条件下的本能反应，于是苏联的口径反倒愈发张扬，同时集中力量加快研 制自己的核武器，以获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可在美国人眼里，苏联的这些“嚣张 言行”就已然超出了所能容忍的限度，于是加大了威慑的力度，并试图通过某种国际监 督的形式来恢复双方的合作。同理，苏联也把美国这些外交努力视为阴险的花招，转而 向美国提出一些它绝对不能接受的反建议，欺骗世界舆论。二战以来的大国合作模式逐 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美苏对抗。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至50年代初发生的一 系列重大事件加剧了双方的对抗，而催生了对抗的核武器也将在其中继续扮演一个重要 而又微妙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