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历史事物，其本质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质具有各个不同侧面的多样性；第二，本质具有深浅程度不同的多样性。以某一历史人物来说，就不但有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的活动，还可能有科学、文化、艺术上的活动，而每一方面的活动，都表明他的一种特质。这多方面的特质有时不能概括为一种统一的本质，而是从各个侧面共同地反映该人物的本质。这就构成了一个历史人物的几方面的本质。例如宋徽宗是个腐朽的皇帝，但在书画艺术上很有造诣；东晋的顾恺之是中国古代书画史上的巨星，但却迷信、傲慢、放荡，充满士族地主的庸鄙作风；清代章学诚的史学理论富于创见性，但他狂热维护封建纲常伦理，鼓吹吃人的礼教，这一点落后于当时许多学者。可见，应该承认这类人物本质的多样性。当然，多方面的本质中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本质，这是由他的主要历史活动和对历史的主要影响决定的。阶级分析方法是认识历史人物主导本质的最重要、最普遍的方法，但又不是唯一的方法，因为历史人物的主要活动和主要历史作用并不全表现于阶级关系之中，如顾恺之的主导本质是在艺术方面，章学诚则在史学方面。从理论上明确和把握本质的多样性及主导本质的标准问题，对于历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历史事物除了具有各个侧面本质的多样性之外，还存在深度不同、层次有别的本质。对一个具体的封建官吏来说，“忠正”或“奸佞”的判断已经触及了该人的本质问题，但这是层次较浅的本质。将之置于封建社会政治关系、阶级关系中，考察哪些人代表地主阶级中什么阶层的利益，哪些人代表了地主阶级长远利益，在历史发展中各起多大的促进或阻碍作用等等，就会抽象出更深刻的本质。列宁指出：“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是一个“辩证法的要素”（《列宁选集》第2卷第608页）。将本质区分为深度不同的各个层次，既可以辩证地对待以往的历史认识水平，又可以防止认识的僵化，推动本质的抽象认识向更深刻的方向迈进。
    三、必然性抽象
    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包含着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两个方面。所谓历史必然性，就是指在一定的历史进程中必然要经过的基本趋势，偶然性则是对这种趋势的摇摆和偏离。历史的必然性通过丰富、多变的偶然性开辟道路。凡属历史的必然趋势，都可称之为规律。但习惯上我们常常把较大范围、较大时间跨度的历史必然性称为历史规律。历史必然性抽象认识的主要目的，在于认识历史规律。承认历史发展具有客观规律，便会顺理成章地承认历史学是一门成体系的科学；透过大量的历史偶然性得出对历史规律的抽象性认识，是历史科学的关键性任务。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内在原因，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从而发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使历史学真正成为科学。但是，马克思主义对历史总体发展作出的阐述，并没有穷尽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一方面，对历史总规律的认识还应丰富和发展；另一方面，各类历史事物在历史必然性联系中占有怎样的地位，是一个开发不尽的研究课题。
    对于历史必然性的理解，要防止绝对化。第一，不应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界限绝对化，因为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许多论著对此均有阐明，这里从略。）第二，不应将所有历史事物的必然趋势和发展程序绝对化，因为历史上存在着某些必然的发展趋势被打断、发展程序被改变的现象。例如：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印度河流域有十分繁荣的哈拉帕文化，后来却灭绝了，其原因尚未完全弄清。一个重要的论点就是外族强力的入侵与野蛮的屠杀、破坏。公元前约1500年，爱琴海上以克里特岛为中心的米诺斯文化相当繁荣，大概已进入了阶级社会，但后来却灭绝了。其原因很可能是附近散托临岛一次火山爆发，引起强烈海啸和随即而来的火山灰覆盖。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非洲的多数地区，都由于殖民主义者的侵入而改变了社会发展的必然程序；中国也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入，没有经过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既然某种范围内的历史必然性有可能被打断、被改变，那么怎样才能对历史必然性作出恰当的抽象性认识？我们认为：对历史必然性的抽象，必须结合于社会系统及其层次的分析。
    任何一个由社会关系组成的集团、民族、国家等等，都可以看作一个社会系统；随着社会联系的日益广泛，直至全世界人类组成一个大的社会系统；同时，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又时时组成自然——社会的生态系统。一个社会系统有没有自身独立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然程序，以及抗拒外来干扰、贯彻这种必然性能力的强弱，可称为系统的有序性。系统的有序性至少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1、系统内部结构的完整性和严密性，如一个民族或国家，比一个派别或集团的有序性强；2、系统所占据的时空地位；如一个大的、历史悠久的国家比小国有序性强；3、系统内在矛盾运动的展开程度和系统的发展水平，如资本主义社会比奴隶制、封建社会有序性强。三个因素是互为补充的。哈拉帕文化、米诺斯文化的灭绝，是其本身的有序性尚不足以抵御强大的外来因素。这种外来因素，大多来自另一社会系统或更大的自然——社会生态系统发展的必然性。印第安人、中国及其他一些民族在社会发展上的变异，都可以这样分析。以上这些情况，均不足以否定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着普遍规律，问题在于对普遍规律的表述适用于哪一种社会系统。社会系统的层次分析及其有序性的概念，有助于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
    对历史必然性的抽象，有着两种深刻程度不同的认识方式，一种是经验性的概括总结，一种是理论性的内在矛盾分析。当我们比较了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的结局，发现其最终总是陷于失败，不能使农民摆脱封建压迫与剥削，于是得出在封建社会内，农民起义不可能摧毁封建制度的认识。这是由所接触的历史资料中直接概括出来的，尚没有经过对认识对象内在矛盾的分析，因此是一种经验性的认识方式。尽管它得出的规律性认识还比较肤浅和表面化，但却是人们认识历史规律的第一步，起到理清纷乱的历史现象，展示历史发展线索的作用，为理论性的分析提供了前提。如果我们进一步从农民是小生产者、不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等阶级特点上分析，指出农民提不出摧毁封建主义的斗争纲领，因而起义的结果总是失败，这就成为对历史规律理论性分析的认识方式。
    在历史研究中，要切忌夸大必然性、把本非必然的事物说成是历史规律。有的文章根据唐太宗这个封建皇帝的典型人物断言：“在我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必然产生好皇帝，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这个论点既不符合对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的理论分析，也经不住在更大范围客观历史中检验，黄巾起义、黄巢起义之后就没有唐太宗这类皇帝产生，而且，“好皇帝”的标准也无从确定。这说明只依据历史中的局部事实就轻下历史必然性的论断，是很不可靠的。
    抽象出历史事物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丰富复杂的历史事物就统一于本质和规律的规定，历史现象和历史偶然性暂时地被撇开了。这样，历史认识的行程由收集资料、考核史实造成的丰厚状态，转入集中的、条理化的、稀薄的认识阶段，它可以更深刻、更完全地反映客观的历史，从而形成系统的历史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