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史学史上，中国史学有其特殊的地位，它是世界文化发展群山中蜿蜒漫长而高耸的一脉。这一文化脉络崎岖瑰丽，有它的高峰，也有它的低谷，这符合包括文化在内的一切事物的发展规律。本文讨论的不是整个中国史学史，而是中国当前的史学状况。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的历史研究处在低谷期。虽然每年有上千篇史学论文发表，有新的历史著作问世，但没有形成当代中国的史学高峰，没有改变当前历史研究低谷期的大势。这一看法是否合乎实际？我想谈谈几年来思考的一些问题。
    低谷的动因与特征
    人们会从历史著作难以出版，广大青年读者不爱读历史书来谈论所谓“史学危机”，人们也会用历史著作的枯燥无味来责备史学家写不出有影响的作品，来证明问题的存在。这些说法有它的合理性，但也不尽如此。真正写得好的，思想深刻、文风活泼的历史著作，读者会不喜欢看吗？问题的存在，是主客观因素交叉的产物。应当看到，在经济发展成为我国社会生活最迫切的课题，商品经济及其影响弥漫到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情况下，如果历史学不能转化为商品（历史学的本质不是商品），史学地位的下降就是必然趋势。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里，七、八年来的实际是，“经济（学）”的繁荣，“法学”的时髦，“社会（学）”的多采，而作为传统学科的文史哲则相对地冷落。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客观上对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起到多少指导作用，那是一个实践检验的问题；客观上这些学科的繁盛，正是当前改革、开放时代社会需求的结果，人们把它们列为“应用社会科学”范畴（事实上不尽如此），既然有应用价值，现实又如此迫切需要“应用”，按照经济学的价值规律，它们的身价自然升值。这无可厚非。但是，奇怪的是，中国史学重人事、重现实的传统，本来应当是最有应用价值的，却没有发挥它的价值作用，也没有引起自身价值的升值。这倒颇值得人们思索。
    不妨回顾一下近现代史学史，寻究史学高峰和低谷形成的原因及其变迁的规律。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以后，我国史学界曾高峰迭出。以梁启超、胡适和顾颉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史学派的巨大影响，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在新考据学上的巨大成绩，1919年至1949年三十年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与发展，以李大钊、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范文澜、翦伯赞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近现代历史学从思想到形式，都起了极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巨大成就，可称得上是近现代史学的巅峰期。近现代中国史学高峰的形成，是同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以及人们面临的迫切社会现实问题密切相关的，是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才造就的。其间有衔接，有交错，有起伏，充满思想交锋，但是没有明显的低谷阶段。如同一切事物发展到它的巅峰就一定要走下坡路的规律一样，当中国近现代史学达它到的顶峰时，它也会落坡。1949年建国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六十年代以前，我国史学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成绩是明显的，但它只是前一高峰的余脉延伸。领导和支配史坛研究与教学的，仍然是三十年代以来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六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变化，思想理论界也受到宁“左”勿右思潮的冲击。十年“文革”期间，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受到严重破坏。马克思主义某些基本理论的绝对化、教条化、简单化，史学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化，扭曲、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史学原则被彻底抛弃，“文革”以后，对“文革”“政治史学”（“影射史学”一词含义不确，用词不准）的严厉批判，是物极必反的思想冲击，在政治上的意义是重大的，但在思想方法上又有“矫枉必须过正”的特点，在不少历史问题的论断和判析上又违背了历史实际和辩证法。许多历史问题本来是可讨论的学术问题，但在“拨乱反正”中又被另一种绝对化取代。历史被搞糊涂了，历史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信仰被动摇了，它成为人们对马列主义怀疑动摇的一个组成部分。年青一代的史学工作者从怀疑出发，开始向西方寻找思想武器，包括已过时的、正时兴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理论，试图重新解释中华民族几千年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探求社会现实弊病的根源和清除的方法与途径。在这些问题的探讨中，尖锐而又敏感的历史理论问题，理所当然地为人们所关心，也为一些思想“左”的人所忌讳。多样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原因，使亲和力和离异力相反相成。一些学者又潜入学术的象牙之塔，历史和社会远离了。人民不再象过去那样一度对历史产生狂热。当历史研究远离了社会和人民，它理所当然地陷入冷漠之境。危机，降临到古老的历史王国。
    从历史研究的队伍状况言，新老交替，青黄不接，导致研究队伍在构成上、学术上“断裂层”的出现。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勤勉踏实，做了不少工作，但他们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为适应职称评聘和以稿酬弥补菲薄的工资收入而进行的急功近利式研究，以及相应的一大批论著的出现，降低了历史研究的水平。新的一代学风、文风，有全国影响乃至国际影响的史学大家还没有出现。中国当代史学的客观现实，不能不使史学工作者冷静地回顾和正视。我国当前历史研究的状况是否处在低谷期？笔者不认为出版了多少著作、发表了多少文章，就意味着是史学的繁荣，是文化高潮到来的一个标志。现象不完全反映本质，表面的繁华有时倒可能掩盖了衰退的真实。
    低谷：徘徊？思考、酝酿
    史学低谷的出现，不能说明中国社会处在低谷，也不能说明思想理论的停滞，反而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中国社会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的前夕，证明中国思想理论的勃发期正在酝酿。也说明原来的历史研究状况已不能适应急骤发展、变革转折中的中国社会的需要。对史学本身的反思，实际是对社会反映的一个曲折反映。时代要求必须以全新型的历史研究适应变革了的时代的需要，相应地也要求新一代的史学工作者继往开来，以新的史学理论、文风写出新风格的历史著作，适应我们时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要。在某种意义上说，“文革”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及其发展趋势，比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变革还要伟大、激烈而复杂。这是中国社会基于自身和世界发展形势不得不然的脱胎换骨式的变革，在社会内涵的变化上要比民主革命深刻得多。它要求人们的思想、理论、观念都要相应地发生变革。思想应当先行。但我们思想理论界的实际状况却不能适应社会变革，没有出现社会迫切需要的大思想家、大理论家。不独史学界如此，哲学、经济、法学、教育……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诸学科莫不如此。我们多次听到思想浪涛的潮声，却因各种原因消退了，沉寂了。史学低谷的出现，也是一种反思，即史家对人事、对社会的反思。只不过它不是以生机勃勃的形式出现，而是以沉吟徘徊的低调形式表现而已。人们将会看到，这是攀登的前奏，高峰的起点。它将随着中国思想界的大变迁，登上巍峨壮丽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