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作为史学理论，首先要回答什么是史学。逻辑上说，自史学产生之日起就有了关于史学的自我认识。但我国古代史家于此很少作抽象的哲学论述，他们往往从独特的立场去理解自己所从事的工作。
    我国的史学萌生于上古史官的记言载事，后代太凡论及史学，总爱提到上古“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这里就包含着对史学是什么的某种原始看法。自从南史、董狐被尊为良史以来，人们就有了这样的思想：客观历史是可以通过笔录反映出来的，只要史家能够排除内心的杂念和外部的干扰。古代史著中大量的起居注、时政记、实录、资料长编等就是这样的笔录，早在南朝徐勉作《流别起居注》，就开始了对此类著作进行分类整理和系统研究。在这里，对于史学的认识与对于历史的认识没有区别开来，史学失去了其主体属性，它既不被当作获取认识的手段，更不被当作表述认识的思想体系。
    从孔子开始，一种新的迹象是力图将史学纳入某种思想和体系的轨道。孔子所以作《春秋》，他自己解释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深切著明也。”①可见《春秋》旨在通过“见之行事”宣扬孔子的社会观点。后来史学泰斗司马迁在思想上虽然与孔儒不同，但他在史意的追求上与孔子近似，即所谓“成一家之言”，把史学当作一种认识自然和社会的手段看待。司马迁这里没有直接论述史学是什么，但他的自觉的高层次的追求无疑将古人对于史学的理解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把史学当作专门的研究对象是在唐初以后。那么也可以说对于史学的认识，到了唐朝才具有理论的抽象性。刘知几继承了古代关于史学的原始的素朴认识，把史学当作客观历史的文字再现或再现历史的写作技巧。《史通·史官建置》云：“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在刘知几看来，史学当然有作原始记录和勒成删定之别，但总归一揆，即关于史料的学问。这是十分具有民族特色的认识，近代科学兴起后，蔡元培、傅斯年等人谈历史哲学，仍从这种传统理论中汲取营养。刘知几在《史通》中，对于孔子以来以史学作为一种思想和认识的体系也是有所认识的，他要求史家“知丑”、“知善”，他虽然不迷信经书，却坚持史著法夫子之凡例，宗名分之大体。在这里史学就不仅仅是关于史料的学问，而涉及到对历史的某种价值判断，贯穿某种主体意识了。
    宋朝以后新儒大炽，不论史家还是儒家，均把史学认作经学的仆隶，史学内部虽有好发议论与反对空言的派别之争，在认识经史关系上则大同小异。司马光说得最干脆，他批评南朝宋文帝立玄、史、文、儒四学说：“《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然则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至于老庄虚无，固非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②“学者所以求道”，这比以为史学即替客观历史作文字记录的认识要深刻；但是“天下无二道”，史学为“儒之一端”，抹杀了史学特殊的认识价值，仅是儒家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司马光对史学的认识很具代表性，在欧阳修、朱熹等辈看来，所谓史学实质上就是“道德经”，是“道学传”，是明天道定人伦的大纲。这种史学观支配了中国史坛一千多年，从而抑制了史家独立思考的灵气。
    总之，中国古代对于史学的认识大致包括这么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史料的学问，一是经史合一。前者是较原始的质朴的认识，但却是史学之为史学、独立于其他学术之林的理论基础。后者是后起的观念，把史学应有的思想认识等同于为统治阶级所认可的经学理论，因此四库馆臣有这样的论调：“其中考辨史体，如刘知几倪思著书，非博览精思，不能成帙，故作者差稀”，即是说只有关于史料的编篡方法才是史学自身的理论，而那些“品骘旧闻，抨弹往迹”的议论则为“互滋簧鼓，凿空生义，僻谬不情”③，因为这些是关于客观历史的分析认识，而这些认识是只能有经学一家的。换句话说，四库馆臣们只是从驾驭史料的角度去认识史学，而在思想理论的认识和阐述上否认了史学的学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