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察终”的史学认识论方法论，既是我们民族史学理论的优秀遗产，也反映出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古代史家很少就事论事，他们分析历史不是孤立地去看一个人物，一次事件，总是把人物、事件放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考察，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考察，这种认识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如干宝《晋纪总论》从晋开国以来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礼乐教化各方面的发展变化论述西晋所以亡国，指出“其所由来者渐矣，岂特系一妇人之恶乎！”所论入情入理，懾服读者，显示了整体观方法论的理论魅力。但是这种方法论又带有神秘主义的经验色彩，即直接的非理性的对实在的体验。因为靠这种方法最终还是说明不了天人关系、英雄与命运等一系列问题。恩格斯说：“在希腊人那里--正因为他们还没有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界还被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考察。”（16）整体观的科学性在今天很受青睐，但当它没有经过近代分析方法的洗礼以前只能说是一个落后时代的产物。显然，中国史学的传统方法缺乏近代科学的性质，因此个案和量化的分析、严密的逻辑推证的方法论理论在中国古代就相形见拙。
    古代史学理论中还涉及到很多有价值的方法论。比如古人强调要以一种主导思想去指导历史研究，其指导思想即儒家经学，这是需要抛弃的，但作为理论指导的认识意义还是可以借鉴的。又比如分期的方法，“上古”、“中古”、“近古”及“今”是从韩非子到清代史家习常使用的概念，而且一直流行到现在。再比如孔子提出的“多闻阙疑”的修史原则，常被后代学者当作信条，有材料多写，无材料少写，力争掌握充分材料后下笔论著。清代学者大肆倡导“实事求是”，这是严肃的学问方法，体现了从客观历史事实出发、在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探求历史发展的内藴事理的科学精神，是我国古代史学方法论的优秀传统。
    作为一种历史哲学来考察，中国古代的历史认识论方法论是不发达的，着意去探讨历史认识规律的论著十分少见，主观怎么去感知客观，怎样分析整理上升到理性认识，怎样对认知进行正误检验，这些问题很少见人探讨。古代史学一方面习惯于圆融贯通的考察，强调史家的直觉和悟性；一方面以史为儒之一端，“一本于道德”，以致于客观历史本身所具有的认识论意义被大大忽视，失去了检验认识的客观标准。清代四库馆臣就公然这么说：“盖千古之是非系于史氏之褒贬，史氏之只是非则待于圣人之折衷。”（17）在这里连史家那点可怜的感悟历史的能动性也被最终扼杀，“真理”已在“圣人”和经典之中，认识论的探讨就没有价值了。
    4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在古代史学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大凡史家著书，都爱开宗明义地阐明自己的编写意图。把修史纯当作追求功名利祿手段的史家时或有之，如东晋王隐与祖纳书，说士人“了无闻，皆由无所述作也”，而提笔修史，可以名至“不朽”（18）。隐退山野，读史养性，有所心德，集而成书的史家时或有之，《四库全书总目》卷首有云：“即在识小之徒，专门撰述，细及名物象数，兼综条贯，各自成家，亦莫不有所发明，可为游艺养心之一助。”但上述人为数很少，史家绝大多数是抱着积极干世的态度来从是史学活动的，顾炎武明确提出了“经世致用”的思想，他说：“文（学术文化）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19）以史学经世是古代史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史家们敢于写当代史，他们讨论的问题大多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经世致用”的思想反映出古代史学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是为古代史学理论的优秀传统。
    史学何以经世，古代史家的认识是在不断发展、日益丰富的。如果说春秋以前史臣们对史学的社会功用还处于一种直觉的感性认识阶段，那么从孔子开始就比较自觉地用史学来干预社会生活了。《孟子》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这是对史学警悟世人，净化心灵，有益于社会教化之用的深刻认识。对于史学“教化”作用的认识，被宋明理学家发展到高峰。朱熹自序《资治通鉴纲目》说：“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监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元脱脱《进宋史表》说得更明白：“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默功利，书法以之而矜式，彝伦赖是以匡扶。”史学被抬到匡扶彝伦的高度，被世人称为“生人之急务”。象李贽这样的思想家虽反对以腐儒的伦常观匡扶社会，但他之看史学，也是要拿了自己的一套伦理思想去行教化的，《焚书》卷五称：“史而不经，则为移史矣，何以垂戒鉴乎？”
    司马迁是难能可贵的，他作《史记》，是要“究天下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中包含了对宇宙本体的探究、对人类历史进程的追寻等一系列人类思维的重大课题，感悟到了历史研究对于人类认识世界包括认识自己的认识价值，但思维尚很模糊，显得不着边际。司马迁以后很少有人从理论上论述史学之于人类知识和思维发展的认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