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重视史才，但从来没有离开史德而孤立地谈史才。一些学者以为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如刘知几以《直书》、《曲笔》等篇与《鉴识》等篇共存，显然全面的史才中包含有德的内容。一些学者将史才与史德对立起来，如胡应麟《少宝山房笔丛·史书占华》中就说：“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直有未尽，则心虽公犹私也；公有未尽，则笔虽直犹曲也。”这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如刘勰论“素心”所出现的矛盾性，矛盾的处置是宁屈其才也不可失德。章学诚明确提出治史者应有史德，全面看待章氏“史德”的内容，一方面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二方面是“程朱之学，乃为人之命脉”，三方面“学为实用”，不得弄史“玩物丧志”（29），这在旧的理论体系中是比较高层次的辩证论述。
    在史学理论中对史学主体的强调，这与中国古代的哲学特征是一致的。在我们祖先的意识中，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地统一在一起的，哲学上的天人合一观使人们把重点放在自我的分析和调节上，在思维过程中主体和客体常缠在一块。史家和他的史著不可截然分割，著史过程中史家的主体性作用被普遍感知到了。从一定意义上说，历史是人们的主观世界对于已经过去的客观存在的反映，主体和客体是历史研究中最为突出的矛盾。我国古代的史学理论注意到了这个矛盾，再加上在历史认识的方法上忽视对象的客观规定性而重整体感知轻具体分析，因此在史学理论体系中，史学主体的论述长于史学客体的哲学思考。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史评“动至汗牛”，这是不正确的，在四库目录中，史评只占史部总卷数的百分之一点八（30）；何况时人所谓史评，既包括一般的史学批评，还包括更多的史事评论。可见古代真正论史学的理论著述是不发达的，至少相对于汗牛充栋的史著是这样。不仅如此，本来不多的理论著作往往也不大受重视，《永乐大典》遍录旧籍，号称古代百科全书，然而对于《史通》却只字未提。从普遍的情况而言，我国古代史学理论对于史学实践的指导作用不明显。但是，由此而否定我国古代史学没有自己的理论，则失之轻率。就本文所提到的几个方面来看，古代的史学认识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更值得注意的是，史学作为显学，在悠久的学术历史上形成了史学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许多方面对于今天的史学仍在发挥影响。今天的史学理论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已远非旧式的认识可比。我们主张，对旧的理论体系中的封建糟粕应当抛弃，对于有志之士力图用科学哲学进一步完善我们的现有理论表示赞赏，但另一方面，新的理论模式恐怕也不能完全没有民族文化的特色，因为作为一门学科，最终还是为了让广大人民接受，这就要考虑到传统的文化需求，考虑本民族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
    附记：邹贤俊、罗福惠两位同志和我共编了一部《中国古代史学要录》，即将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系根据当时读书札记编缀而成。
    注释：
    ①《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资治通鉴》卷一二三。
    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史评序》。
    ④《国语·周语》。
    ⑤《论语·雍也》。
    ⑥《左传·昭公十八年》。
    ⑦《汉书·高帝纪赞》。
    ⑧《史通·杂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