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儒家史观形似而旨异，老子的史观是绝对保守的。《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又说：“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最理想的社会是蛮荒状的“小国寡民”生活。后代史家中多有受道家影响的，进而发展为历史虚无主义。这种史观具有某种辩证的因素，更多地触摸到了文明社会的矛盾现象，对于劳动创造、阶级分化日益异化为人性的异己力量深有感悟，其理论有些象现代西方流行的非理性主义史学，它在人生态度上固然是反动的，但在学术史上理论的认识价值则不能一概抹杀。还值得一提的是，带着厚古非今的史观撰写后代历史，总是尽可能地揭露社会的黑暗和统治者的丑恶，着眼于对社会问题的探究，增加了史著的可读性，给今天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史料。这也是我国古代史学的一大特点。
    至于古代分析具体历史问题所蕴含的理论特色，也是与史家的基本史观密切相联的。古代史论常常涉及的一些命题有：正闰关系、古今关系、治乱关系、王霸道关系、势理关系、华夷关系、君臣关系以及伦理关系等等。关于这些命题的讨论不乏真知灼见，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赖以作出价值判断的依据不是对社会历史的进步作出了多大贡献，而是受儒家思想所支配的一系列道德伦理原则，如正闰论以正统和僭伪闰位来评价朝代和帝王的历史地位；治乱论抹杀了治中的因循苟且和乱中新事物的蠕动；王霸论以仁政和暴政来评定政治的高下，其余一些命题伦理色彩更重。当然，其中的每一次具体论述并不只有儒家一家，有的争论还很激烈，但都是在同一价值范畴上展开的，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善善、恶恶而己。吴缜《新唐书纠谬》中曾有这样的思想：“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案。”这实际上是说史学所要表达的思想就在于惩恶劝善。总之在古代史学的价值系统中缺少进化、发展的观点，史论的焦点集中在对历史人物的善恶和历史事件的是非评价上，属于伦理道德价值系统。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哲学多以人生为本位，最重伦理，史学理论中自然不能不反映这种民族的思维特征。
    3史家怎样去记录历史、认识历史和表达自己的认识，归结为史学理论中的方法论问题。我国古代史学的方法论理论也是很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
    提到方法论，不能不使人首先想到古代的编纂学内容。史学家怎样将自己认识到的历史还原为客观（书本），这就是编纂学的问题，在长期的史学实践中积累起来丰富的编纂经验，成为我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大致而言，古代的编纂学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材料的处理。编写史书离不开材料，在材料选择上的取和舍、详和略，对于一个历史认识的获取与表达干系极大。对于材料的处理又必然涉及到材料的互相冲突与真伪鉴别，这就兴起了关于编纂与注释、考证、校勘等关系的认识。其二，体裁的选择。有了材料，怎样排列组合，从而完整地描述历史或体现思想，于此，古代史家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史书体裁，并对各种体裁的利弊得失有精辟的见解。如班固以为纪传体适合君主专制王朝的胃口描述一朝国史，朱熹以为纲目体可以达到以道学针砭史事的效果。《史通》开篇即言史书六体。其三，语言文字的一系列处理技巧、如标题、爵里以及修饰和文采等。
    将编纂技巧当作一种认识历史的主要手段探讨，表明古代史学方法论的认识还只停留在经验的感性阶段。古代史家生活在务实利、黜玄想的农业文化圈中，因此他们在著书立说时反对“空疏”、“虚文”，重经验事实，轻史学批评。他们虽然提倡史学扬善殚恶，但以为空发议论，犹如“当家之妇，不事饔飱，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14）因而要求让事实说话。为了尽可能完整地描述历史，并将自己的观点、立场、看法通过精心的编纂技巧体现出来，这就使得编纂学特别发达。这反映出古代史学理论重行甚于重知、重直觉甚于重思辩的民族特色。
    如果以为古代史学方法论的最大特色和最有价值的成就仅是编纂学的内容，那就是大误解了。“物有本末，事有始终”（15），是我国由来已久的认识事物的方法论。《易经·系辞下》说：“《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这种认识论哲学深深影响到史学。司马迁作《史记》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对认识历史的要求很高。怎样达到这一高层次的要求呢？司马迁提出“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理论并亲予实践，他根据当时的认识水平和神话传说，将历史从有文字记录的《尚书》、《诗经》的内容向上延伸到三皇五帝我国文明的童年时代，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早期历史的空白，体现出追根溯源的努力，是“原始”；他第一次写出通史，写到目前的现实生活，“述往事，思来者”，是“察终”。
    “原始察终”的思想在刘知几那儿进一步理论化。《史通·六家》开卷即言：“自古帝王编述文籍，外篇言之备矣。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这是作者以“古往今来”榷论的方法论自述。《核才》篇说：“责之以刊勒一家，弥纶一代，使其始末圆备，表里无咎，盖亦难矣。”这是作者对作为一个优秀史家史才的高水平要求，即掌握“弥纶一代”，“始末圆备、表里无咎”的方法。唐以后史学大家特别注重史学“会通”，《通典》、《通志》、《通考》、《通鉴》等大部著作的出现就是这种史学理论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