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纪事本末体史书。袁枢写《通鉴纪事本末》，创造了新的史书体裁纪事本末体，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这种体裁产生和《通鉴》有直接的关系。“枢常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号《通鉴纪事本末》。”宋孝宗称赞这部书，说：“治道尽在是矣。”（13）这部书很好地体现出司马光总结历史盛衰的意图。
    另外，朱熹写《资治通鉴纲目》，创立了纲目体裁。这部书突出宣场了封建纲常名教思想。朱熹主张写史要明正统等，是把司马光史学中某些积极因素给扔掉了。
    最后，王夫之写《读通鉴论》，从哲理的高度谈历史盛衰变化，用“理”“势”解释历史的发展。这就把司马光总结历史的观盛衰点作了改造。就体裁说，《读通鉴论》是史论体裁的发展。
    《资治通鉴》在史学上的影响和司马光总结历史盛衰的意识是有关系的。这部书在史学上产生的正负效应和《通鉴》以后史书体裁发生的链式反应的变化，值得认真总结的。
    二、考异的方法和《通鉴》的编修
    《资治通鉴》有很高的料价值，是肯定的。问题是，《通鉴》不是专门史料考订的作品，不是一部史料编年，而是史学著述。我们考察司马光的整个史书编修工作，把《通鉴考异》《资治通鉴》以及其它有的著作结合起来讨论，会得一些新的启示。
    《资治通鉴》从史料学角度来说，是对前代历史著作作了一次考辨性的总结。《通鉴》对《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以及荀悦、袁宏、裴子野、沈约、李延寿等人著作有不同的评论。这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司马光在“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的基础上对前代历史著作进行一次全面的考订。司马光得到封建国家的支持，“许崇文院置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14）熙宁四年，宗神宋将颖邸旧书二千四百卷，赐给司马光。高似孙说：“《通鉴》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15）《四库全书总目》说：“其采用之书，正史之外，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16）近人章太炎、张煦侯都有考订。陈光崇先生在《通鉴史料略说》中，考订《通鉴》引书实不下三百三十多种。总之，司马光对以前各种史书作了一次总结性的考辩，进行一次认真的筛选。
    司马光的考异法是对史书作考辨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基本精神，是司马光说的“抉摘幽隐，校计豪厘”，“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17）应该说明，司马光写《通鉴》选择材料的标准是两个。第一是求实。这是考异法要解决的问题。张煦侯说：“盖尝于《考异》中求温公当时所以别裁史料之法，除事出正史，旁无他说，则迳书其事于《通鉴》外，若众书皆有其事，则《考异》之事随之以生。”考异法对材料处理有六种情况。即，参取众书而从长者，两存者，两弃者，两疑而节取其要者，存疑者，兼存或说于《考异》中者，这是“私史所云，其事已为温公所弃，而《考异》中仍详载其文。”（18）第二是鉴盛衰。司马光对材料处理的又一个重要原则，即“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的材料。这一点很重要。过去强调司马光史料学观点求实的一面，不大注意他选择材料、编修史书的原则有一个政治的、伦理道德的标准。司马光把考史鉴别材料和选择史料编修史书结合起来，考史是为修史服务的。
    《资治通鉴》编修从收集材料，编“丛目”作“长编”到最后定稿是一个过程，“先使僚属采摭异闻，以年月日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19）而“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20）所以《通鉴》是众手所作，又能体现“一家之言”的精神。
    《通鉴》编修过程是一个材料加工处理的过程。司马光在给宋次道的信中作过说明，他说：“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目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21）我们从内容中可以知道，司马光参与整个修史过程，从最初收集材料到最后定编，司马光都作了贡献。从编次为草卷到成书，中间要经过“删”“细删”多层次的加工。这种“删削”和“是非予夺”是一致的，不是一种材料的简单削删、编录材料的技术处理，而是一种提炼材料的加工。编修史书的政治、伦理道德的原则体现出来。他说：“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这种总结兴衰的意识是整个修史工作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