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劳工运动在西欧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方面影响的增长，工会成为重要的压力集团。压力集团是指那些在民主政体中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正式组织[1]（第307页）。然而，关于工会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活动却很少有著述提及，绝大多数的研究所关注的是政治家们和政府的活动。从整个过程来看，可以说欧洲一体化主要是精英活动的产物，但作为相当部分工人的代表组织，基督教工会对这栋将改变自身生活方式的联合大厦的建立并非无动于衷，它们始终期望“通过参与到联合的战略过程中来影响并掌握自己的命运”[2]（P.309-331）。本文主要分析探讨在欧共体形成的数年中，作为压力集团之一的基督教工会是如何通过其国际组织--国际基督教工会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Christian Trade Unions，以下简称IFCTU--作者）展开各种活动的。
    二战后IFCTU的状态及基本目标
    1920年，德、奥、比、西、法等10个国家的新教、天主教工会成立了国际基督教工会联合会[3]（P.85），从其活动和影响范围来看，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一组织也只能算作是欧洲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在遭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打击之后，IFCTU的人员、组织结构受到严重破坏，变得非常弱小，到1945年其会员总数仅有300万人[4]（第532页）。当时东欧的基督教工会已难以存在，奥地利、德国西占区和意大利则形成了统一的工会联合会。基督教工会仅在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等国具有较为普遍的代表性。法国天主教劳工联合会规模很小，但因参与了二战中的抵抗运动而享有相当高的道德威望。这些国家中的基督教工会基本上是通过IFCTU来保持相互之间的联系。
    二战后IFCTU面临着另外两大国际工会组织的竞争：即1945年和1949年分别成立的世界工会联合会（the W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简称WFTU）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s，简称ICFTU）。前者被称为苏联利益的代表者，后者则具有反共产主义的性质，紧紧追随美国。经过摇摆犹豫之后，IFCTU最终选择拒绝加入这两大组织，声称将奉行自己的特殊政策，坚持“以基督教的社会道德原则”[5]（第19页）作为其活动指南。IFCTU作出这种选择，其更深层的原因是加入这两个国际工会组织将会危及自身的存在。因此，IFCTU在国际工会运动中是孤立的，尤其在欧洲范围内还存在着与ICFTU的激烈竞争状况下更是如此。由于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规模要大得多，并声称在捍卫工人利益、免受极权主义侵害方面具有绝对领导权，它比IFCTU更能得到较多的西方大国政府，特别是美国的支持。
    在上述形势下，IFCTU把确保其国际地位作为活动的主要目标，因为在战后的环境下，得到新建的国际公共机构的承认是可能的。为此，IFCTU首先必须扩大自身的代表性，它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西德和意大利。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就有相对强大的基督教工会，代表着德国15%的工会会员[6]（P.79）。二战后，虽然天主教和新教工人对工会联合运动仍然保持距离，但幸存的早期基督教工会领导人的注意力转向了建立基督教民主党。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基督教民主党对于一个独立的基督教工会从来不感兴趣，因为那可能造成西德工会联合会的分裂。而在意大利，则有相当部分的天主教工人支持工会联合运动。IFCTU曾经认为天主教徒和共产主义者不可能长期联合，但1948年意大利天主教工会一度脱离总工会后，却在工会领袖巴斯多列（Pastore）的领导下组建了一个“自由工会”，而不是基督教工会[7]（第115页）。事实证明，IFCTU在对意大利新的政治现状和工会的关系问题上缺乏远见。因此，在欧洲内部，IFCTU始终只在少数国家拥有成员，其代表性也始终有限。
    为了改变上述状态，基督教工会不得不求助于其领导人的个人影响力以获得广泛承认。法国天主教劳工联合会主席加斯东·泰西埃（Gaston Tessier），从1947年起出任IFCTU的主席，他与法国基督教民主党、尤其是与1944-1948年、1953-1954年两度出任外长的乔治·皮杜尔（Georges Bidault）之间保持着良好关系。在荷兰，担任IFCTU秘书长的塞拉伦斯（Serrarens）在外交领域也非常活跃。通过这些个人活动而非制度化的途径，同时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法国和荷兰的外交压力，1947年联合国终于承认IFCTU作为其咨询组织之一[8]（P.8）。得到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组织的承认，这对于IFCTU确立其国际地位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在朝向欧洲一体化的具体实践中，马歇尔计划是战后欧洲合作的一个重要步骤，同时也是在欧洲范围内对基督教工会的第一次考验。坚定反共的基督教工会对马歇尔计划持支持态度。1948年3月，为讨论工会参与欧洲复兴计划，第一次国际工会大会（世界工会联合会被排除在外）决定建立一个工会咨询委员会来处理相关事务。基督教工会的弱小从工会咨询委员会的构成上反映了出来：在它的10个成员中，只有泰西埃一个人属于基督教派别[8]（P.8），但他并不代表IFCTU而是代表法国天主教劳工联合会的利益。这说明当时IFCTU在参与欧洲事务问题上缺少发言权。因此，其当务之急是努力增加自己的政治影响力，逐步转移到通过制度化的途径发表自己的意见。而要达到这一步，还得借助其主要领导人的个人行动。1948年5月在海牙召开的欧洲大会曾发起一个欧洲运动，任务是把现存的各种欧洲运动集中起来，协调它们的行动，研究“由欧洲联合所提出的政治、经济和技术问题”[9]（第55页）。在这场运动中，泰西埃、塞拉伦斯和比利时基督教工会联合会的主席奥古斯都·库尔（August Cool）以及其他基督教工会活动家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塞拉伦斯还是1949年成立的欧洲联合研究委员会中的荷兰代表，不仅是其中惟一的基督教工会会员，也是惟一的工会会员[10]（P.147-149）。由于他成为该委员会中社会事务委员会主席，使得IFCTU在欧洲政治论坛上有了一个权威性的声音。1949年，鉴于自身力量有限，在总结已有活动经验的基础上，IFCTU的理事会正式通过了以个人联系和经由参加各国在欧洲机构中的代表团来建立正式协商机制的战略，以期影响欧洲政治[11]（P.670）。
    通过各种个人活动获得一定发言权之后，IFCTU逐渐以压力集团的姿态出现在欧洲事务中，其活动方式也向压力集团所特有的协商机制上发展，这从它在工会咨询委员会中的活动中体现出来。1950年初，高度反教权的瑞士工会建议将工会咨询委员会的职能转移给ICFTU，激起了基督教工会的强烈反对。为此，工会咨询委员会决定和ICFTU的领导人进行磋商，IFCTU也以一个组织的身份参与了这些会谈。5月，工会咨询委员会的职能最终转移给了ICFTU的欧洲地区组织[8]（P.11）。但基督教工会也或多或少地以特定利益代表者的身份出现在工会咨询委员会事务中。因此IFCTU决定继续采取行动以扩大影响，它要求自己的成员撤离工会咨询委员会，同时建立了自己的咨询委员会，并要求得到负责“马歇尔计划”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承认。基督教工会的行动带来了与欧洲地区组织间的新的磋商。虽然最终工会咨询委员会仍在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所属的欧洲地区组织中运作，基督教工会在工会咨询委员会中也仍只有泰西埃一个代表，但由于这是IFCTU在欧洲事务中第一次通过协商机制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因此，IFCTU的这些活动证明了其自身确实具有了某些政治影响。IFCTU要学习的将是在舒曼计划的实施中如何更有效的运用这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