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中世纪的国王与封臣之间的领主-附庸关系，显然就是直接从“军事民主制”的首领和亲兵关系演变而来的。马克·布洛克对此作过精辟论述。他指出，日耳曼人那种亲兵制度的基本形式和价值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德意志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社会中保持了许多世纪。克尔特人社会也是如此（注：M.Bloch,Feudal Society,Translated by L.A.Many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61,p.154.）。“罗马军团到来之前，没有一个高卢酋帅身边没有一群随从，无论是农民还是武士。”（注：M.Bloch,Feudal Society,p.149.）而且，罗马帝国崩溃后，职业化的步兵团从此消逝了。“在法兰克人统治下的高卢，整个形势越来越需要招募职业武士，也就是那些受过传统团队训练的人，特别是骑手。为国王服骑兵兵役的人，虽然直到9世纪末在理论上还是从家产足以支撑武备的所有自由人中征召，但是，这些训练有素而且装备精良的部队--惟一可能有高效率的部队--的核心，自然就是那些早就充当国王和显赫人物的武装侍从的那些人”（注：M.Bloch,Feudal Society,p.154.）。gasindus这个称呼在墨洛温时期的高卢和整个蛮族世界都还在使用，用来指私家武装人员或家臣（注：M.Bloch,Feudal Society,p.155.），但是逐渐被源自克尔特语vassus,vassallus的‘vassal（附庸）’一词代替，其原意为‘servant（侍从）’，指的是一度当过武装侍从而社会出身又比传统的gasindi地位低的人。但是，往昔的亲兵队的基本理念并未消逝：“显贵甚至国王蓄养的‘thugs（暴徒们）’尽管原来的社会地位卑微，从此以后却越来越有权势。把这些战斗伙伴与他们的首领连接起来的纽带就是一种忠诚契约，那是适合于上流社会人们自由缔结的契约。王室近卫军的称呼，很值得品味，叫做‘trustis’，也就是‘效忠队’（fealty）。这支队伍新招募的成员要发誓表示忠诚，国王也要答应‘向他提供援助’。这些都是一切‘奖赏’（commendation）的原则。权势人物和他们的gasindi或附庸之间无疑也 交换着类似的承诺”（注：M.Bloch,Feudal Society,p.156.）。
    布洛克的论述充分证明，西欧封建时代的领主-附庸制度及其中包含的“契约”式的“权利-义务”关系是直接从古日耳曼人的亲兵制发展演变过来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亲兵制或军事民主制之类的制度就是亘古不变的西方文明传统。任何往昔的制度都必然要随着时过境迁而遭到改变，甚至失去继续存在的余地。它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后世人继承，取决于后世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着与先辈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联系。实际上西欧封建国王与荷马时代的巴赛列斯或塔西佗时代的日耳曼人的军事首领已经有了本质区别。马克思嘲笑那些把“巴赛勒斯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君主”的“欧洲的学者们大都是天生的宫廷奴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10页。）。只是因为欧洲封建时代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各小共同体不可能融合成为中国那样的具有大协作生产功能的大统一体，彼此之间继续存在着激烈的生存竞争，使得那些小共同体--王国或王公领地--在不同程度上仍然具有昔日那种“军事共同体”或“军队组织”（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5-476页。）的特征。而小生产和自然经济的生存条件又促使统治阶级和劳动阶级都处于人的依附关系之中。于是，原有的“军事民主制”、“亲兵制”及其中包含的某些“民主”、“契约”因素就被沿袭下来，成为具有全新内涵的制度的外观形式。必须注意的是，无论野蛮时代的“军事民主制”、“亲兵制”，还是封建时代的“领主-附庸制”，其中包含的“民主”或“契约”因素，都是以“人的依附关系”为前提的，与西方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民主、自由、契约等等观念和制度有本质区别。如果说其中也有某些历史联系，那只是因为资本主义时代西方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同上古和中古时代西方人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充满“竞争”特性这一点上有一定的连续性或相似之处，而所谓民主、自由、契约等等观念和制度，正是为竞争性生产生活方式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