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旧框框，指的是在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问题上长期形成的一些不成文的清规戒律。其中主要有两条：一是把历史研究的对象局限在政治史的范围内，所谓经济、政治、文化三鼎足的史学结构，实际上是以政治史为轴心；二是强调历史与现实的区别，把现实生活划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外，或者视为禁区，不敢冒然插足。这两个框框束缚了我们的手脚，限制了我们的眼界，使历史学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前四化建设的需要，受到人们的冷遇，形成所谓的“史学危机”。本文拟就这两个问题谈几点不成熟的意见，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传统史学的政治色彩是很浓厚的，甚至可以说是政治的婢女。我国古代史学素称发达，史籍汗牛充栋，但各朝所修正史，都以帝王将相的政治军事活动为中心，有的虽有《平准书》、《食货志》，保存了一些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资料，但也多从朝廷的财政税收着眼，很少涉及生产领域。资产阶级改良派梁启超就把二十四史贬为“相斫书”，并说：“中国数千年，唯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①钱玄同则干脆把旧史斥为“‘大民贼’的家谱，或‘小民贼’杀人放火的帐簿”②。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由于国家对史学的控制不象我们这里那么严密，政治色彩比较淡薄一些，但仍然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充斥史坛，以致恩格斯曾经慨叹：正是那种把显赫的国家政治行为作为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旧观念，才使得人们未能给我们留下多少关于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材料。
    不过，工业革命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习俗与价值观念的巨大变革，西方世界涌现出形形色色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为探索其中奥秘，早在十八世纪末，法国著名人文学者伏尔泰就要求突破政治史的框架并提出了文化史的概念，认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如政治、科学、生产技术、工业商业、民情风俗、文化艺术、饮食起居、人口增长，都属于历史研究的范围。这里所说的文化史，与传统史学把文化仅仅视为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代名词，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不同。可惜，由于习惯势力的束缚，伏尔泰的倡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能引起史学家们的足够重视，十九世纪中叶以前，西方史学特别是其中影响最大的德国朗克学派，主要注意的仍然是伟人们“创造历史”的丰功伟绩，即他们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而很少涉及这些活动的物质前提或世俗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种状况颇为不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曾尖锐指出：“我们遇到的是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所以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大家知道，德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因而也从来没有过一个历史学家。”③
    但是，十九世纪下半叶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情况有了变化，西方不少历史学家接过伏尔泰的思想遗产，纷纷向以朗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挑战，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的年鉴学派。这个学派的创始人路西安·费弗尔（1878—1956年）和马克·布洛赫（1886—1944年）于1929年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倡议研究“全面的（或整个的）历史”，很快就吸引了一批追随者。他们的著作，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经济、政治、文化、谋生、交往、婚姻、家庭、社团、习俗、衣食住行等等，主要着眼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微观社会活动，力图通过对这些历来被人们忽视的“琐事”的分析研究去加深对社会宏观部分及其发展过程的理解。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宗师费尔南·布罗戴尔（1902—1985年）又把他们的方法提到理论的高度，认为历史时间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有着不同的节奏。即缓慢而近乎不动的自然史时间，如地理与生态环境的变迁；节奏缓慢的社会史时间，诸如经济、社会、文化、人口的演变；快速多变的事件史时间，主要指政治、军事、外交等事件的更迭。三者的变化节奏有很大的差异。传统史学所注意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实际上只是历史的表面层次，真正有意义的历史研究应以经济、人口、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等历史的深层运动为对象。这种运动虽然是潜在的、节奏缓慢，但却决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布罗戴尔的观点虽有矫枉过正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重大的政治变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其基本观点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相通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向重视研究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日常生活是人类丰富多采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就明确指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才取得的”④
    由此可见，近代以来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是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文化史与社会史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我国史学界的情况却有所不同，无论是资产阶级史学还是无产阶级史学，都未能突破传统史学以政治史为中心的框架。这里的原因很多，究其要者当有两条：一是百余年来严重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决定了救亡与革命始终是历史的主旋律，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理所当然地成为一切正直的历史学家最关心的课题；二是全国解放以后，由于“左”的思想和路线的影响，“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史学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原则。搞古代史的不能不注意“五朵金花”乃至“儒法斗争”，搞近代史的则不能忽视“三次高潮”和“八大事件”。谁要是突破这个框框，去研究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姻婚家庭、风俗时尚，则往往被视为“庸俗”、“烦琐”，甚至有“离经叛道”之嫌。三中全会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强烈要求突破这个框框，扩大历史研究的领域，但在认识和实践中又往往出现反复。例如，刘大年同志在一九八一年曾著文强调：“历史包罗万象。……只要它直接、间接对了解历史发展、重大斗争、当时的社会面貌或多或少有些意义，就值得研究。不然的话，我们会作茧自缚，窒息僵化，最后实际上取消研究工作。”⑤但到一九八三年，他竟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高度重视的生产力发展史排斥在历史研究之外。他说：“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生产力不同，它是‘全部历史的基础’……。离开基础，谈不上历史，就象缺少地基，谈不上建筑高楼大厦一样。同样，基础不等于历史，就象高楼大厦的地基不等于高楼大厦一样。”⑥一九八五年，他在一篇讨论历史研究对象的专文里更明确宣布，历史研究的对象应该是那“足以反映历史特点的最基本、最不可缺少的东西。”这个最基本、最不可缺少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他的回答是：“社会阶级、阶级斗争，它们相互关系的消长变迁和以此为枢纽的全部社会关系的客观体系及其运动。”⑦刘大年同志是我们一向尊敬的前辈史学家，但他的上述说法实在令人难以苟同。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非常重视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他们总是把阶级斗争同生产力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在给约·魏德迈的信中指出：“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①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⑧因此，排斥生产力的发展史，把历史研究的对象仅仅归结为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特别是在党中央已明确宣布废弃“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口号之后，刘大年同志仍然要把历史研究的对象局限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即以政治史为轴心的框架之内，就更令人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