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过份注重政治是传统史学的局限，那末，注重研究现实即当代的历史却是它的优良传统之一，中国如此，西方更是这样。我国史学的开山之作——孔子的《春秋》；下限就写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即他去世的前两年。 司马迁著《史记》，以刑余之身，不仅敢于为李广、卫青、司马相如等一系列当代名人作传，抒发自己的胸臆；而且还写了《今上本纪》，对当朝皇帝汉武帝有所评述。在西方古代史学名著中，如果说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写的基本上是当代史的话，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则是地地道道的当代史，他去世的时候，伯罗奔尼撒战争还没有结束呢！近代以来，西方史学界写当代史的，为活人作传的，更是家常便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写了不少当代史，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就是其中的典范。
    但是，多年来我们一方面强调史学工作者不能脱离当前的现实，历史研究应该为当前的现实服务，应该“厚今薄古”，另一方面却又不提倡史学工作者研究现实，写当代史，史学工作者也很少有人愿意搞当代史。以致当代史的领域一直成果寥寥，甚至出现所谓”出口原材料”和“引进新产品”的怪现象，即外国学者利用我们提供的资料写出一部部有关当代中国的史著，我们则满足于把它们中的一些翻译过来以飨读者。这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当然有其客观原因，但与我们史学工作者主观认识上的偏颇也不无关系。
    一种最常见的说法是，历史与现实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将来的历史。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因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发展过程。恩格斯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⑨这里所说的人，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类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是历史的前提和基础。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现实，无数世代的现实构成绵延不断的历史。如果把历史比作一根漫长的链条，它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一个特定的现实社会。最初一代人与最后一代人的现实社会是历史链条的起点和终点，其他各个世代的现实社会都是它的中间环节，它们都是现实的，也都是历史的。过去的现实是历史，今天的现实仍然是历史的一个环节。因此，历史不仅是过去的现实，也是今天的现实；现实不仅是将来的历史，也是现在的历史。当前的现实不仅是后世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也是今天的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
    另一种常见的说法是，历史学研究的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因而，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不属于历史研究的范围。这种说法同样似是而非。什么叫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凡是已经发生的都是已经过去的，一万年以前发生的事情当然已经过去，一秒钟以前发生的事情难道不也已经过去了吗？事实上，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告别过去，走向未来，现在始终是短暂的一瞬，所谓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实质上是历史与未来的关系。当然，对于刚刚发生的事情的研究，一般需要有个间隔，需要等到它的发展基本上告一段落；还需要有一个积累资料和分析思考的过程。但这个间隔只是历史研究与历史之间的时间差，可长可短，并非某种固定的不可逾越的警戒线。
    有人说，历史研究需要冷静、客观，历史学家研究当前现实，身在事中，难免感情用事；历史认识需要鸟瞰全局，把握总体，历史学家研究当前现实，在认识上难免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还有人担心，历史学家写当代史，有可能与现行政策发生抵触，造成不良影响。这些说法和想法，虽然都有一定道理，但如据之断言历史学家不能研究当前现实，不能写当代史，则未必恰当。首先，历史研究是否客观，主要取决于历史学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取决于他研究的是什么时代。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阶级社会里，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历史学家的感情是有阶级性的，对于同一个历史学家来说，无论是身在事中还是身在事外，他的感情不可能有本质的不同。其次，历史学家写当代史，固然有认识上的局限，可能管窥蠡测，不见全豹，但却具有后世史家不可企及的优越条件。他与身边的现实血肉相连，呼吸与共，不仅可以把握生动的具体，而且可以感受到时代的脉搏，触及历史的深层。而后世史家研究前代，虽有综览全局之便，但往往遭遇史料残缺之苦，而且由于“江山异代不同时”，又不免雾里看花，终觉朦胧。至于撰写当代史与现行政策的关系，更不可一概而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它的根本任务是探索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引导人们通过回顾过去而更好地走向未来。闪电总是走在雷鸣之前，历史科学也应该走在现行政策的前头，而不是跟在后面为它作注。因此，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研究成果是否科学，是否符合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有的研究成果，即使一时不宜公开发表，也可供决策者内部参考，不必因噎废食。
    历史学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过程的科学认识。既然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全过程。那末，历史学不仅应该研究它的过去，而且应该研究它的现在，并且尽可能科学地预见它的未来。历史学家如果只是面对过去，把现在和未来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外，甚至极力予以回避，他就有意无意地割断了历史，把历史学变成了过去学，使自己成了倒骑毛驴的张果老。这样的历史学，与沸腾的现实生活不能呼吸与共，血肉相连，既脱离了实际，又脱离了群众，受到人们的冷遇，陷入危机之中，只能是咎由自取。
    我们强调历史学应该研究当前现实，史学工作者应该撰写当代史，当然不是主张重搞所谓的“厚今薄古”，不是要求所有的史学工作者，不管是研究古代史还是世界史的，都一窝蜂地去研究当前四化建设中的新人新事。我们只是要说明，当前的现实也是历史，也是当今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至于如何研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注意研究“现在”是不是会削弱对“过去”的研究呢？马克思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后才能理解。”⑩“现在”不仅不会削弱而且会有助于对“过去”的研究。所以人们常说，只有了解现实，才能更好地了解历史。但是，历史学家如果把现实排斥在研究对象之外，不去研究现实，他又怎能了解现实呢？
    注释：
    ①《新史学》。
    ②《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
    ③⑧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第4卷，第332页；第3卷，第45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50页。
    ⑤《历史与现实》，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
    ⑥《当前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
    ⑦《论历史研究的对象》，载《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