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您讲课，或听您平时谈话，我们感觉到您的知识结构是中外兼备的。那么，在 建国初期，在您刚刚开始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之时，您为什么会选择当时基础比较薄弱 的世界史呢？那时，您要是研究中国史不是更容易出成果吗？尤其是世界现当代史，就当 时的条件来说，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有很多难处，您又为什么选择了这一学科呢？ 您觉得您从事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主要优势是什么？
    ■：当时我是怎么样走上世界史教学研究之路呢？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工作的分配 ，一个是自己的兴趣。我是1949年分配到育英中学（现在是25中）作政治教员，当时的校 长听我的课时，发现我讲政治课经常联系历史，他就要求我兼教历史，分配我教高三的 世界史。1954年来北京师范学院，仍然分配我教世界现代史，当时老教师们不愿意教这 门课，因为政治性太强，容易犯错误。而我来师范学院时才28岁，对世界史和中国史都 有兴趣，老教师的顾虑我并没有，没想那么多，就走上了这条路。说到学术兴趣，就要 说到我在大学时代受到的影响。我在燕京大学念了两年（1945-1947），又到清华大学念 了两年（1947-1949），当时，我的一些老师，他们都是学贯中西的。燕京有两位老师， 一位是齐思和先生，他开两门课，一门是《战国史》，一门是《西洋现代史》。一中一 西，一古一今，都引起我的兴趣。另外一位老师翁独健先生，他是元史专家，还另外开 了一门课叫《远东史》，我听过他的《远东史》。后来转学清华，有几位先生给我的影 响很大，最大的一位是雷海宗先生，雷海宗先生也是学贯中西，他当时在清华教好多课 ，在中国史方面，他教《秦汉史》、《商周史》，外国史方面，教《西洋近古史》、《 西洋文化史》，等等。我听他的课，印象最深的是《西洋近古史》和《西洋文化史》。 再比如，邵循正先生，当时我听的他的课是《中国近代史》，但他对西方的学术非常熟 悉，他又专长于中国近代史中的外交史部分；周一良先生，当时我听的他的课是《日本 史》，但他本来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十分有成就，也是中西兼通的。受他们的影响，我 在上大学时，就对中国史、外国史都有兴趣，树立了一种使我受益终身的思想，就是研 究历史，眼界要开阔。特别是清华的学风，现在有人总结是中西会通，我觉得是很对的 。在这种学术背景、大环境的影响下，我在年轻时候就觉得，研究历史，虽然最后要给 自己定一个范围，但是，不能除了这个范围以外，对其他的不知道，或知道的很少。当 时有一件事出乎我意料之外，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做毕业论文时，我选择了一个和戊 戌变法有关系的具体问题，就去问系主任雷海宗先生，谁是我的指导老师，我以为一定 指定邵循正先生，不料，雷海宗先生指定我跟刘崇宠先生去做。刘先生当时教的是《英 国史》、《美国史》、《西洋近代史》，他在清华一直都没有教过中国史。后来我才听 雷先生说，刘先生对戊戌变法有专门研究。如果不是做这篇论文，我永远也不知道这么 回事。我说这个例子，就是说明清华的学风，这些教授虽然有自己的专门研究，但学问 的基础是广博的，都是中西会通的。至于当时最有名望的陈寅恪先生，那就更不用说了 。我受到这样的影响，所以当时分配我教世界现代史，我就很自然地接受了，并没有考 虑教什么更容易些。解放后，我从事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如果说，有什么优势的话， 就是我受到这些著名学者的教导，视野比较开阔。我现在已经进入老年了，虽说专业是 世界现代史，但每天都用几个小时看中国史方面的书，我在这方面，有浓厚的兴趣。研 究历史，是需要中外比较的，在有些事情上中、外的道理是贯通的，如果中国史、外国 史都看的话，你就会看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样才不至于把自己的眼光局限在一 段里。对上下左右都不知道，这样就谈不上有深入的研究。
    ▲：我们觉得，在解放后这么多年，作为一个中国学者研究世界现当代史一定会碰到
    许多困难，您能回忆一下您所遇到的困难吗？
    ■：困难当然有。在1978年以前，最大的困难就是当时特别强调历史要为政治服务， 实际上就是强调历史要为每一阶段的现行的具体的政策服务。但是现行的具体的政策是 不断变化的，而研究现当代史的学者就得紧跟，时而这样说，时而那样说，对这点，越 来越觉得非常不好处理。具体地说吧，1949-1959这十年，必须学习苏联，不仅政治一 边倒，学术也是一边倒，教世界现代史就必须随时和《联共党史》对号，你不能和它不 一样，否则就犯政治错误，苏联学者的书，也得经常对号。当时教世界现代史，就老得 看苏联的祖波克这些人的书。中苏关系破裂之后，在1960年，就有一次检查教学上的修 正主义的运动，这时候，你按苏联学者讲的东西又都是修正主义观点了。所以1960年搞 教学检查时，世界现代史的教师受的批判最多。等到了文革时候，中国现代史的教师挨 批又最厉害。这是第一大困难，就是老得跟着政治形势走，基本不可能根据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所以在1978年以前，我写的文章很少，主要是搞翻译了。到文革 十年，就更不用说了，历史科学根本取消了。第二个困难就是资料少。世界史的资料极 大地丰富起来，是在1978年以后，在这之前，我们买的书主要是俄文书，英文书和日文 书买得都很少，象北京图书馆50年代进书，俄文书占绝大部分。另外，当时原始文献进 得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