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已经是德高望重的学者了，现在年事已高，但您还是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 ，是什么样的动力使您这样孜孜不倦呢？
    ■：其实我现在已经写得很少了。我觉得一个学者如果不继续研究了，学术的生命也 就停止了。很多人也劝我别写了，到处玩玩，多活几年。可我觉得，这没什么意思。从 事研究一辈子，如果说到了晚年，忽然厌烦了，这是极端错误的。以后即使我写不动了 ，或写得很少，但还是要继续看书的，还可以说一说。在这方面，一些老师给我树立了 很好的榜样。周一良先生晚年得了帕金森症，他不能写了，但口述文章。白寿彝先生也 是我老师一辈的人，他开始编20卷的《中国通史》时，是70岁。这个毅力是了不起的。 结果他90岁完成了这个工作。季羡林先生也是我老师一辈的人，他的《糖史》也是在80 岁以后写的。应当学他们的精神，当然成就有高低。我六十岁以前写东西比较快，现在 相当慢了，但还可以写。对一个学者来说，你看了书之后，研究了之后，确实有心得， 你就想把它写下来。我可没有想再出什么名。我也没有奢望说，自己的东西几十年、几 百年之后，还有人看，只是确实有心得，就把它写出来，总是一点贡献。
    ▲：您今后在研究上有什么具体的设想吗？
    ■：很难说。我的兴趣比较多，对史学理论也有兴趣。我写过一篇《合之则两美，离 之则两伤》，登在《史学理论》2001年第2期上。最近我还想写一篇《历史规律与人的 能动性》。当然，绥靖政策问题我还要继续研究。现在正在与一些同志合写<二十世纪>。
    ▲：你觉得当前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水平如何？中国学者有没有建立自己的世界史学科体 系？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研究上的差距主要是什么？
    ■：从1978年到现在，世界史的研究有极大的进步，这个进步不仅是量上的，质的方 面也有很大的进步。最突出的表现是，中国学者对一些问题有了自己的看法。解放前， 我们主要是跟着欧美跑，“文革”前，主要是跟着苏联跑，而现在能提出自己的看法了 。跟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对世界史的研究还有较大的差距，因为我们研究外国， 起步较晚。我写过一篇《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历史回顾和展望》的文章，谈到这些问题。 一门学科从建立到成熟，没有几百年不行。所以，我认为中国学者还没有建立起中国的 世界史学科体系，建立体系很难，西方学者也没有几个真正建立体系的，他们有一个大 弱点，就是对东方研究太少。苏联的十卷本《世界史》，后来又续了很多卷，他们要建 立一个体系，但基本上是西欧中心论。剑桥那套书，从古代、中世纪到近代，更是西方 中心论的体系。真正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大体上能够说服人的这么一个体系，我认 为全世界都没有，中国也没有。这得经过多少代人的积累。比如，建立一个世界史体系 ，你要研究伊斯兰世界历史这一大块，但中国这方面的专家太少了。拿欧洲来讲，到现 在我们还没有一个西班牙史专家，在北欧历史方面，也没一个专家。建立世界史体系， 对主要的文明、主要的国家都得有研究，这不是一个人、一代人能做到的，保守的说， 也得过五十年以后。
    说到差距，我认为一方面是我们研究的题目比较老，比较窄，眼光刚刚摆脱政治史的 局限。比如谈到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就说日本、德国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转嫁 经济危机，而发动对外战争，这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至于它如何一步步地走到要发动 战争的地步，我们并没有很信服人的说法。经济史、文化史的研究刚刚开始，还有许多 新的视野、新的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想到的。比如，在1985年国际16届历史科学大会上 ，我看到一个题目，讲高速公路对社会的影响；还有文章深入研究二战时期的电影对战 争起了什么作用？西方研究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已经出过百科全书了，对这个东西你 还非研究不可，你看看现在电视对人的影响比什么书都厉害。还有食品文化的影响，美 国靠麦当劳、肯德基这些东西就把文化推广过来了，服装文化也是一样，它们比西方小 说的影响要厉害多了。另一方面是研究方法比较单一。例如前面讲到的计量史学方法， 我们仍然停留在介绍阶段上，至今无人按照这种方法写出有份量的专著或论文来。它的 有效性如何？局限性又如何？要拿出具体成果，才能看得清楚。再一个差距就是资料方面 的问题，这倒容易弥补，以后有钱了就多买吧。
    中国人研究世界史，大有可为。随着我国的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世界史研究的重要 性将越来越看得清楚，也必将越来越受到重视。今天的中青年一代，是我国世界史学科 的希望所在。我祝愿他们勇攀科学的高峰，为我国世界史学科在世界史坛上占有一席重 要地位而奋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