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实、资料正确。历史研究资料性很强，历代史学家往往强调事事有据（甚至强调“字字有来历”则失之过分），强调鉴别资料真伪、叙事无误。史学家推重的孔子“阙疑”精神，正是这方面的体现。刘知几反对“作者情多忽略，识准愚滞，或采彼流言，不加诠择；或传诸谬说，即从编次。用使真伪混淆，是非参错”（《史通·暗惑》）。指出：“向声背实，舍真从伪，知而故为，罪之甚者”。（《史通·杂说中》）历代评史书，对于史料的正误往往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三国谯周著《古史考》二十五卷，晋司马彪认为“未尽善”，据汲冢书批评、纠正《古史考》“百二十二事”。《四库全书总目》评《史通》的缺点，其中之一便是资料上的失误，说：“以《后汉书·刘虞传》为在《三国志》中，小小疏漏，更所不免。”张之洞《书目答问》史评类小结云：“史论最忌空谈苛论。”反对空谈是注重史实、史料的反映。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评任桂《春秋质疑》云：“其书颇多牵合”。梁启超批评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颇武断附会，也是注重史实、史料的反映。
    （五）有无思想、学术价值。司马迁评《春秋》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是推重其思想价值。评《左传》“详于事”，则重其学术价值。《三国志注》，刘知几称其“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一“引诸家之论，以辩是非”；二“宏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三“传所有之事，详其委典”；四“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五“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六“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都从学术价值上给了《三国志注》以极高的评价。《四库全书总目》史评类评明郭大有《评史心见》：“是书取古人事迹标题，每事为论。其《凡例》云：‘几可以为策论者择取，以利于举业’，则其书不必更问矣。”就是批评了此书毫无价值，仅备举业之用而已。另一方面，陈元驳范升《条上左氏及太史公违戾四十五事》：“升等所言前后相违，皆断截小文，媟黩微辞，以年数小差，掇为巨谬，遗脱纤微，指为大尤，抉瑕摘衅，掩其弘美。所谓小辩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则是反对以小掩大，以偏盖全，以小疏略而否定全部思想、学术价值。浦起龙《史通通释举要》云：“只缘史论有‘工诃古人’一语，便认《史通》作挦撦苛碎之书；又缘山谷以《文心雕龙》并称，便认《史通》是希绘浮华之册。枉屈不少。”义亦同。
    （六）写作技术上主张简约有文采等。晋干宝评各家史书，推重《左传》“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赞其简约。晋张辅评《史记》优于《汉书》，其中一条是“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三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称《史记》简约。刘知几《史通·叙事》篇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反对西晋以来“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的虚浮颓风。
    史学家要有“史才”，文学修养，评论史书的文学价值，历来是学者重视的。刘知几称赞《左传》叙事传神，高度评价了《左传》的文学成就。《史记》的文学成就也受到了刘知几的称赞。《史通·言语》篇，极力主张用时代口语叙事，因为时代的语言可以反映时代的气息、风貌。批评魏晋以降“怯书今读，勇效昔言”，“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将语言的失实，提高到史实失实的高度。
    近年来，中国史学批评史的研究已经起步。希望引起史学界更多学者的重视。这不仅推动史学批评史研究的发展，也推动史学理论发展史、史学史、历史研究的发展。这是本文作者抛砖引玉的一点小小的愿望。
    注释：
    ①③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六册之七十三第24页。
    ②《二十五史补编》第2册第2357页，开明书店版。
    ④《玉海》卷四十九页二十六。
    ⑦同上，页二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