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究农民起义方向性之意义
    主要为以下五点：
    1、合理解释农民起义中成分复杂现象
    农民起义领袖多为地主出身，农民起义成分也比较复杂。甚至有些被认为是贫苦农民的著名领袖，其出身也有可疑之处。比如陈胜一向被说是“闾左”、“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但他的行为和思想却与出身不符。田耕时他发出“苟富贵，毋相忘”的呼声，别人茫然不解，他叹息说：“嗟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不是活脱脱的一个落难但又不甘心沉沦者的形象吗？发动起义时，他以帛书置鱼腹，夜里装狐弄鬼，这不是玩弄地主阶级惯用的权术是什么？陈胜称王后，对妻父傲慢无礼，甚至杀害乡亲故旧，这又哪里有一点农民的影子？所以，陈胜很可能是原楚国地主中的破落户。在历代农民起义著名领袖中除朱元璋、李自成外，几乎再找不出真正的农民了。农民领袖多为地主是个普遍现象，甚至带有一定的规律性。以往的“投机革命”说显然不能令人满意。从农民起义的方向特征来看，那就是农民起义区域特点往往超过阶级特点，形成特定地区之内的农民与地主的联盟造反。秦末、汉末、隋末三次大起义都是关东农民与地主共同反抗关中暴政，元末、清末大起义则是南方农民与部分地主合力反抗北方异族统治。所以形形色色地主分子都积极响应起义，并纷纷成为骨干和领袖。
    2、正确理解起义形式及发展过程
    农民起义形式多种多样，似乎带有随意性和偶然性。以往对此苛求多理解少。比如对固守一隅者，多批评其不机动灵活；对流动作战者又多批评为“流寇主义”，没有根据地思想。起义发展过程有时大起大落，比如秦末、汉末起义在关东地区迅速发展，而在关中又迅速溃败。起义发展过程也多曲折复杂，如隋末、唐末、明末大起义都有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以往对这些重要现象的原因认识尚嫌不够。研究农民起义的方向性，就能正确理解这一切。象黄巢、李自成所谓的“流寇主义”，实质前者是从东西战争向南北战争的转换，是划时代的重要过渡，后者是从被动的东西向作战摆脱出来，走向主动的南北向作战，二者都具历史必然性，都是合理的。这绝非缺点错误，而正是伟大之功。再象周文大军、绿林赤眉大军以及黄巢大军在关中的溃败，实质都是东西对抗所致，是关中农民敌视关东起义，与关中地主合力镇压起义的悲剧。
    3、 正确评价农民起义中重大军事行动之利弊以及进一步探索农民起义成败的军事原因
    以往对农民起义中重大军事行动的利弊认识往往颠倒。比如秦末各支起义军在关东六国称王复国，简单地认为是张耳、陈余之流从中作崇，是贵族地主的复辟活动，没有看到这样一来，能使起义军阵营空前扩大，牢固地控制关东，并能吸引关中秦军主力出关，进而在钜鹿一举围歼，为推翻秦王朝奠定胜利基础，作用甚大。与此相比，吴广、周文两支起义军主力急于入关，结果招致过早的溃败，使起义陷入被动，险些断送起义前途。周文创造的军事奇迹与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一样巨大，其西征的利弊到底应当如何正确估价，仍然有待进一步探讨。从农民起义的方向性着眼，有助于这方面的再认识。再以明末为例，1643年初李自成在襄京称王时的战略决策，至关重要。但其利弊究竟如何？我以为还有再认识的必要。牛金星主张先取河北，直接攻打北京。杨永裕提议先占领南京，断绝粮道，然后兴师北伐。顾君恩认为：“先据留京（南京），势居下流，难济大事，其策失之缓。直捣京师，万一不胜，退无所归，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取关中，为元帅桑梓之地，且秦都百二山河，已得天下2／3，建国立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进退有余，方为全策”。李自成采纳了顾君恩的建议，把战略大后方选择在西部，以关中为退路。也正因为如此，当满清入关之际，李自成根本无意坚守北京，而是轻易让出北方，撤回关中。如果从农民起义的方向性来看，就能认清宋元明清实质是南北时代，从而决定农民战争必须抢夺南北方才能夺取天下。此时，控制东西方，无足轻重，不能决定国家命运。关中在争天下的斗争中不再起重要作用。据关中就已得天下2／3的观念是早已过时的西汉意识，顾君恩书生之见，过于迂腐。当时李自成或依杨永裕，或依牛金星之策，争夺南北地盘，易如反掌，有了南北任何一方根基，他都会尽力据守，不会招致速败。后来大顺军、大西军余部稍稍在南方立足，就有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之壮举，便是明证。所以顾君恩建议实为下下策，李自成采纳这一建议，不能不说是重大失误。结果弊大于利，后患无穷，甚至导致最后速败。再看太平天国起义，也处于南北时代，亦应坚持南北向作战。但洪、杨定都后，专意西征，改变作战方向，便铸成大错。后期李秀成百万雄师东征，企图寻找出路，纯属枉然。南方天地会及北方捻军都未能形成大势，不能不说与太平军错误地把一场南北战争改打为东西战争，轻易放弃南北方的争夺有重要关系。这也成为太平天国运动最后失败的军事原因。
    4、把农民战争纳入中国古代军事史范畴
    农战史研究大体应包括农民史和战争史二部分。农民阶级、小农经济和小农思想可纳入中国古代政治史、经济史和思想史范畴，农民战争则应纳入中国古代军事史范畴。农民战争是古代社会战争形式之一，与古代社会其他战争形式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比如农民战争与封建王朝战争关系密切，至少有五六次农民大起义与王朝战争有直接关系，甚至还是其组成部分。如秦末农民起义与项羽、刘邦争夺天下的楚汉战争是一个整体，汉末绿林赤眉起义与刘秀建立东汉王朝的统一战争是一个整体，隋末农民起义与李渊父子建立唐王朝的统一战争是一个整体，两宋农民起义与宋金战争、宋元战争是一个整体，元末红巾起义与朱元璋以明代元的王朝战争是一个整体，甚至明末农民起义与满清和明王朝之间的战争也纠缠在一起。中国古代王朝战争受时代制约，前期基本表现为东西战争，后期则表现为南北战争。农民战争的方向性及其前后期的变化，正表明农民战争也受到时代制约。因此，注重农民战争的方向性研究，就自然而然地把农民战争纳入中国古代军事史范畴。这将为农战史研究开拓新的视野。
    5、对研究现代新式农民战争的启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武装斗争实质是一场新式农民战争。但以往从战争的方向性和时代特征上研究不够。其实新式农民战争也处于历史上的南北时代，因此也具有南北战争特征，显出强烈的方向性。从这一角度进行思考，能获得不少启示。比如红军时期南方根据地丢失后，被迫作战略转移。但当时到底向何处去，始终存在争执，转移途中经常碰壁、受挫。张国涛在这一问题上大搞分裂，险些断送红军与革命。即使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这一问题也并未完全解决，第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寻找出路，结果招致全军覆没。这一惨痛的教训说明战争的方向性极为重要。在南北时代，搞东西向进军绝无前途。同样道理，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重点进攻解放区，选山东和陕北，呈东西向攻势，就愚蠢无比。我军放弃延安，无损大局。而我军反攻，一为抢占东北，二为挺进中原，呈南北向攻势，就切中要害。再加上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显示出更加清晰的南北向作战，难怪蒋介石要一败涂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