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在《关于国家“兴起的三种主要形式”及其产生发展的阶段性--从比较中看中国历史上阶级和国家产生的渐进性过程之一》①一文中，探索了雅典、罗马和德意志这三种国家兴起的主要历史环境条件，指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和国家有自己存在的完整的历史过程，它有着孕育、萌芽、形成、发展成熟和消亡这不同的阶段，只是由于具体历史环境条件的不同，在不同的地区、国家和民族那里，各有不同的具体特点罢了。”根据这个分析，本文试图说明，中国历史上阶级和国家正式产生与完全形成的时限及其具体特点。
    一
    从古史传说系统来看，中国远古历史存在着一个黄帝、炎帝、蚩尤等众多的氏族部落间长期的战争时期。由于公共权力的执行运用，便很自然地使氏族部落酋长逐渐蜕变为氏族贵族。但是当时氏族部落酋长仍然是选举的“禅让”，并没有转为世袭制，更没有发展到同一家庭成员“僭取这种世袭制”②的地步。其次，单纯的战争因素不可能破坏氏族部落的血缘结构，也没有这方面的有关传说。因此，这个时期的中国历史，还处在阶级和国家的孕育过程之中，还没有出现“刚刚萌芽的国家”。
    从考古发掘系统来看，属于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遗址，正处在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阶段。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考古学所展示的，是墓坑大小不等和随葬品有多有少，这说明处在父系氏族公社阶段的当时社会，已经存在着地位上的不平等和财产占有上的差别。在当时条件下的氏族部落酋长，会自然地日渐氏族贵族化。但是“从整个墓地看来，墓葬排列整齐而集中，葬式基本统一”③，说明了氏族制度还完整存在而未受到丝毫破坏、这可以说明当时还正处在阶级和国家的孕育期。后于大汶口文化而先于夏代的中原龙山文化，如一些同志所指出的，很可能就是传说中黄帝尧舜时期的考古遗存。考古发掘虽然显示了它的物质文化发展水平和贫富分化现象，超过了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但是并不足以说明阶级出现了，更不足以说明氏族血缘结构的破坏和居民的地域划分。据此笔者认为，当时仍然处在阶级和国家的孕育期，符合历史实际的可能性当更大一些。辽西凌源红山文化遗址，就目前所公布的材料看，似亦应作如是观。
    夏部落不象商、周部落那样，有着清楚的世系和迁徙移动的记载。有的同志认为夏部落系混血而成④，有的则以夏朝建立之前不存在一个以血缘为纽结的夏部落为根据，认为夏朝是打破了氏族血缘关系而正式形成的国家⑤。
    从根本上说来，决定氏族部落这种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是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水平。如果不存在足以使氏族部落制度解体的相应条件，那么由氏族部落的分裂和重新组合而产生的新的共同体，便也只能依据以血缘关系为准则的氏族部落结构而建立起来。夏部落系混血而成之说是有道理的；认为夏代的社会打破了氏族血缘关系，进而以之作为国家正式形成的重要根据，则值得商榷。
    那么夏代在阶级和国家产生的历史道路上达到了什么样的阶段了呢？
    夏人传子，“大人世及以为礼”，氏族部落酋长的选举“禅让”，终于转变而为世袭，这当然是前此社会内部阶级和国家关系长期孕育的结果，是氏族部落酋长这种最高公职蜕变为王权的表现，因之也就以它为主要标志而我国历史进入了“刚刚萌芽的国家”这个历史新时期。
    我们说夏代只达到“刚刚萌芽的国家”阶段，远不是国家的完全形成，因为终夏之世，社会的矛盾斗争主要是围绕着新生产的王权而展开。在世袭王权建立之后，相继有伯益的“干启位”，有扈氏对世袭王权的反对，后羿的“因夏民以代夏政”⑥”。这都表明了不同氏族部落首领对王权的争夺和氏族普通成员的“夏民”对王权的反抗。“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本质上是属于否定了氏族部落酋长职能的王权在生活领域的表现。这种生活领域的事实所产生的现实根据，是父家长制家庭公社中家庭普通成员的财产化，产生于这种父家长制家庭公社财产关系、由氏族部落酋长蜕变而来的王权职能者，同时也是最高的家长。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和人们的观念中，夏后启仍然是作为氏族部落酋长而存在的，要求他较多地实践氏族部落酋长职能。然而夏启却“康娱以自纵”，这就导致了氏族普通成员的不满。而“因夏民以代夏政”的后羿，他的王权之所以得而复失，与夏启相同，是由于他“淫游以佚畋”⑧而“不修民事”，和他信用的寒浞“不德于民”，同样是王权遭到了夏民的反抗。少康之所以能“复国”，是由于他“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⑨，以“复禹之绩”⑩。而禹是能“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11），“身执耒臿以为民先”（12）的。少康之行，在当时，实质上就是能对暂时获得王权的后羿所奴役的夏民，较多执行了氏族部落酋长的职能。这些史实说明，王权的产生是当时历史的必然，夏民的向背是王权获得者能否巩固其王权的关键。而夏民向背的根据，则是这些王权获得者是否“德于民”，实质上就是要求王权较多地保留氏族部落酋长职能。这种王权和反王权斗争的社会根源在于，当时基于社会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一定发展的阶级关系的发展，在基本上不存在较大规模的农业手工业社会分工和商品货币关关系一定发展（考古发掘和文字资料没有这方面的可靠证据，从商和西周两代的社会分工和商品货币关系发展水平之低上，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前提下，只能是仍然普遍存在着的氏族血缘结构中，逐渐地发展着自父权制确立以来就孕育着的，主要是各级家长的氏族与广大普通氏族成员之间的分化。王权的加强也意味着各级贵族家长权力的削弱。因此，王权的加强会引起来自广大普通氏族成员甚至是各级氏族贵族家长这两方面的反对。在当时，作为“刚刚萌芽的国家”之主要标志的王权的发展，只能是伴随着阶级关系的发展而发展的一个渐近性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