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杰出的藏书家祁承爜以其宏富的藏书著称于世。他的澹生堂在明末驰名东南，可与范钦的天一阁媲美。值得重视的是，祁承爜又是一个卓有建树的文献学家，他在历史文献的整理包括购求、鉴别、分类、编目、保管、流通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尤以在目录学上的贡献最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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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承爜，字尔光，号夷度，又称旷翁，密士老人，浙江山阴人，生于一五六三年（明嘉靖四十二年），卒于一六二八年（崇祯元年）。他出生在一个世代簪缨的官宦之家。据其给祖父蒙泉公清撰写的行实记载：“其先为汴人，以扈跸南渡卜居越之福严村，五传而至茂兴公，更迁居梅福里。”①祁氏世代为官，家富有藏书，“有遗书五七架，庋卧楼上。”②他曾自豪地说：“以此称文献世家，似为不愧。”③祁承爜自幼就博览群书，“余每入楼，启钥取观阅之，尚不能举其义，然按籍摩挲，虽童子之所喜，吸笙摇鼓者，弗乐于此也。先孺人每促之就塾，移时不下楼，继之以呵责，恋恋不能舍。”“及舞象而后，更沈酣典籍，手录古今四部，取其切近举业者，汇为一书，卷以千计。”④通过读书、抄书，扩大了视野，增长了知识，为他一生从事历史文献整理工作奠定了初基。
    祁承爜为历史文献整理工作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他曾总结说：“一生精力，耽耽简编，肘敝目昏，虑衡心困，艰险不避，讥诃不辞，节缩饔餐，变易寒暑，时复典衣销带，犹所不顾。”⑤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他完成的著作不少，计有《澹生堂集》、《两浙著作考》、《牧津》、《世苑》等四十三种二百九十九卷。其中一六一三年（万历四十一年）撰的《澹生堂藏书约》和一六二○年（泰昌元年）撰的《庚申整书略例》、《庚申整书小记》系统地论述了他在历史文献整理方面的理论和方法，具有很大的价值。此外，祁承爜还辑有《国朝徵信丛录》一百二十三种二百一十二卷、《澹生堂余苑》一百八十八种六百零四卷、《诸史艺文钞》三十卷，编有《澹生堂藏书目》、《澹生堂明人集部目》、《明南京车驾司职掌》等。
    可惜的是，祁承爜死后十多年，明朝就灭亡了。这些著作大部分没有来得及付印，很多已经散失了。据我所查，流传下来的有以下几种：
    《澹生堂集》二十一卷。明崇祯刻本。今藏北京图书馆。王思任《祁忠敏公年谱》记载：崇祯八年乙亥，彪佳“与诸兄编夷度公文集，共二十余卷，剞劂，行于世”。
    《澹生堂藏书约》一卷。清长塘鲍氏知不足斋丛书本、江阴缪氏藕香零拾本、会稽徐氏绍兴先正遗书本。北京图书馆藏有明万历丙辰刻本，后附《旷亭集》二卷，首有郭子章、周汝登、沈{K18910.jpg}、李维桢、杨鹤、马之骏、钱允治诸人题序。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均藏有抄本。解放后，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了铅印本。
    《澹生堂藏书目》十四卷。清会稽徐氏绍兴先正遗书本，附《藏书约》一卷、《庚申整书略例》一卷、《庚申整书小记》一卷。北京图书馆藏有清宋氏漫堂抄本、钱氏萃古斋抄本。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均藏有抄本。
    《澹生堂外集·宋贤襍珮》一卷。明刻本，今藏北京图书馆。
    《澹生堂家书》不分卷，抄本。
    《明南京车驾司职掌》，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四年铅印本。
    另外，北京图书馆还藏有《祁尔光先生全稿选》一种，八卷，明刻本。这是祁承爜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笔记，对研究他的学术思想有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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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文献的整理工作，必须建立在大量图书资料的基础上。否则，这项工作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作为一个藏书家，祁承爜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他的澹生堂藏书达到了九千多种，八万多卷⑥。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尤其是抄本书，抄校出众，纸墨洁净，多人所未见。黄宗羲称赞说：“夷度先生所积，真希世之宝。”⑦祁承爜非常重视图书资料的选择鉴别，他提出的“审轻重”、“辩真伪”、“核名实”、“权缓急”、“别品类”五条标准是多年实践经验的总结⑧。虽然主要是针对图书资料的购求来说的，但为历史文献整理工作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在“审轻重”中，他明确指出图书资料应有轻重之分，要根据它们的具体内容区别对待。他认为“得史十者不如得一遗经，得今集百者不如得一周秦以上子，得百千小说者不如得汉唐实录一。”⑨这里反映了他经重于史、子重于集的思想，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主张对图书资料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审其内容的看法，有助于图书资料充分地发挥作用。在“辩真伪”中，祁承爜说明了辨别图书资料真伪的重要性。如不进行这项工作，“则箧中十九皆赝物矣”⑩。他认为“四部自不能无伪”，而子部的伪书尤多。他分析了作伪的方法，总共有“掇古人之事而伪者”、“挟古人之文而伪者”、“傅古人之名而伪者”、“蹈古书之名而伪者”等二十一种(11)。这对于我们今天鉴别伪书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三百多年前的明末，祁承爜就如此重视辨伪工作，并提出了具体细致的方法，表明了他卓越的见识。这对于历史文献整理工作意义十分重大。在“核名实”中，祁承爜强调图书资料的考订与查核，要求做到名实相符，不应被“实同而名异”、“名亡而实存”以及一种书被分割为几种书等情况所迷惑，否则就会给文献整理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在“权缓急”中，祁承爜大声疾呼图书资料要经世致用，因为它不是摆设，不是为了炫耀。他非常重视有关国计民生的图书，特别是当代史籍，“凡涉国朝典故者，不特小史宜收，即有街谈巷议，亦当尽采。”(12)这类书要先购先读，先行整理，这是很有眼光的。在“别品类”中，他详细地比较和评述了历代的图书分类法，指出区别了图书的品类，图书就不容易亡佚。这一观点在他的《庚申整书略例》和《庚申整书小记》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成为我国古代目录学思想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