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8年7月-1801年9月，拿破仑开始了对埃及短暂而影响深远的占领。这是埃及文明 和西方文明在近代的首次正面撞击和全面较量。在异质文明传播和冲击下如何振救国家 ，这是埃及现代化面临的第一大难题。
    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埃及人表现出不同的态度，积极应战者，当首推穆罕默德·阿 里。通过改革，他首先在埃及踏上了一条探索民族现代化的道路，“在他的统治之下， 埃及成为欧洲以外第一个企图发动工业革命的国家”[1]（P229）。然而，他的改革并没 有使埃及挤进现代化国家之列，甚至没有使埃及摆脱沦为殖民地之厄运。当人们为此扼 腕叹息时，不得不对其改革进行反思。
    穆罕默德·阿里改革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现代化凯歌行进的时代，在西方文明对其形成 强大冲击的条件下开始的，是一场东方国家意识到相对于西方国家的落后而制定目标模 仿和追赶的现代化尝试。所以他所追求的现代化目标成功与否，不仅受到埃及内在结构 的牢固性、发展水平和应付外来挑战的手段和能力等因素的影响，而后也受到外来挑战 性质、特征和强度的制约。
    一
    现代化是一个结构变革的持续过程。前现代社会必须拆除和重建自己的各种结构，才 能逐步过渡到现代社会。“先行国家其现代化的挑战主要来自内部，而且来建设现代化 的社会中，这种挑战越发来自外部。”[2]（P13）埃及作为一个后来者，其现代化的挑战 首先来自法国、英国的战争威胁和伴随而至的西方文明。如何使埃及整个社会的建制和 价值观念的规范适应现代化的要求，这是阿里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埃及要实现现代化 的前提。为此他在文化、经济、政治等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圆其富国强兵之 梦。
    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知识进步的过程，科学文化知识的增长是现代化进程的主要推动 力之一。阿里改革前，埃及的人口绝大多数是文盲和半文盲。爱资哈尔等高等院校只教 授伊斯兰神学和法学，而神学和法学只以《古兰经》和历代阿拉伯古传之注释为源泉， 其毕业生仅限于从事宗教和语言教育工作。初等教育只背诵《古兰经》，“其所读之书 ，或为经文，或为礼文，期于童而习之，终身不忘，全恃记忆之功，以为增长学问之资 ，此外一切心灵之学，皆非所习也。”[3]阿里认识到不改变这种教育结构，国家就不 能转弱为强。为军事服务这一目的使他这个47岁的文盲“把满腔热情倾注于教育，几乎 近似对待偶像”[4]（P57）。于是他在没有干预以爱资哈尔大学为首的伊斯兰教教育制度 的前提下，另建一套完整的世俗教育体系，建立优先发展高等教育然后再发展中等和初 等教育的战略。从1825年创办第一所军事学校和参谋学校开始，陆续创办行政管理学校 、炮兵学校、步兵学校、医药学校等23所专科学校。创办50所小学，2所中学，到19世 纪末，埃及小学注册学生5500人，中学注册学生2000人。[5]（P400）同时，他聘请外国 专家前来讲学，先后向法、英、意等国派遣319名留学生。1821年他创办埃及第一家印 刷厂--布拉格印刷厂，1828年创办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第一份报纸--《埃及纪 事》。他组织力量诠释古籍，修定文法，编纂辞书、字典，翻译科技书籍，出版历史、 地理和文学著作等等。阿里教育改革取得了显著成就，使埃及再次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文 化中心。但是，埃及现代知识的普及率仍很低，不仅没有涉及到占人口半数的妇女，而 且也没有涉及到一般的民众，整个国民素质并未提高，其结果使埃及仍是一个与现代知 识隔膜的国家，并没有建立起一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队伍。而且更为 严重的是，埃及广大民众仍缺乏现代心理基础，他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并未经历 向现代化的转变，并没有使人民从伊斯兰教束缚下解放出来，现代化的职业性官吏阶层 自然无法形成，“阿里最大的弱点，是未能培养出一支足以推行现代化的官吏队伍，特 别是能洞悉复杂险恶国际政治的外交官”[6]（P476）。而阿里振兴埃及的计划，正是因 为在外交上的无能而碰得头破血流。缺乏一支数量巨大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不仅使埃 及没有出现思想革命和社会解放的趋向，而且使其现代化失去了强大的动力。
    政治结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助力或保护力。18世纪末，埃及名义上虽是奥斯曼帝国的 属地，但实际上仍处于马木路克军事封建集团的统治之下。实权掌握在全国24个（后来1 6个）地方行政长官的马木路克贝伊手中。他们各自为政，“以开罗为中心的国家势力从 来没有到达过全国各地。地方长官即郡守或县令，其权力并不小于开罗政府，能够在自 己的势力范围内行使绝对权力”[7]（P13），“在这个社会里，个人在城镇忠于行会，在 乡村忠于家族，在贝都因社会则忠于部族”[7]（P15）。这样的政治结构显然不能适应现 代化的要求。于是阿里冲破了伊斯兰帝国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相统一的原则，按照欧洲 国家的模式对埃及的行政机构进行改革和创新，建立了以他为领导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 ，将政权与教权完全分开。根据当时的需要，设立了军事、财政、贸易、外交、内务及 教育等部，成立了一些专门委员会及咨询会议，以商讨国家事务。同时为了加强中央政 府对全国各地的监督和控制，将全国划分为七个行政省，省下设县，县下设乡，最基层 为村，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行政管理体系，消灭了马木路克封建割据势力，使埃及成为一 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但是，阿里的政治改革并未涉及到立宪，仍打上近东传统烙印的中 央集权制，形成阿里的个人独断专行。这样埃及缺乏一个体现法治精神，容纳国民参与 政治过程的国家权力集中但不专制的政治结构，不可能出现一个治理国家的社会精英集 团，现代化领导力量难以得到成长、聚合，其现代化缺少一个推进的主体。
    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阿里改革前的埃及是一个人口仅400余万的 贫穷落后的国家。就国民经济部门的组成而言，在农村封建式的农业生产仍占主要地位 ，包税制盛行一时，在城市行会制度普遍存在；就国民经济的技术装备而言，蒸汽动力 和机器生产都未出现。于是，阿里首先从农业着手，实行土地“国有化”，建立新的农 业生产关系。1809年下令对长老和乌莱玛监督的宗教田产实行征税，1813宣布废除传统 的伊斯兰瓦克夫制，将宗教土地和产量置于政府的监督管理之下。同时宣布取消包税制 度，将包税领地全部收归国有，将大部分国有化土地划分为3至5费丹不等的份地，租给 农民耕种。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受益权，无所有权，按土地优劣交纳租税。此举固然 便于政府对于土地及土地上的农民进行管理和控制，但是阻碍了资本主义土地集中发展 的进程，使农业缺乏资本主义改造，结果农业不能自发地、内源地完成现代化，无法提 供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大量工人。
    穆罕默德·阿里认为要想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就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为建立 一支拿破仑式的埃及陆军和海军，他一方面不惜重金从国外购置战舰，另一方面，从西 方国家引进技术力量和机器设备创办埃及军火、造船等军事工业。到19世纪30年代末， 埃及约有陆军22万，海军1.5万，军舰72艘，成为中东当时最强大的武装力量[8]（P67） 。与此同时，阿里创办纺织、制糖、造纸、榨油、肥皂、玻璃、机器铸造等工业，“19 世纪30年代，埃及现代民族工业初见规模”[9]（P347），对外贸易也由1800年的26.9万 埃镑上升到1838年的350万埃镑[10]（P363）。但是对于新兴工业实行国家垄断政策，对 工业的管理采取军事封建性的手段，官营企业不按经济规律办事，而按长官意志办事。 由于农业无力输入大量自由劳动力，工人绝大多数是强征而来，所以无法引入资本主义 的竞争意识。1818年末“政府官吏要开罗各街巷长老收罗4000名青少年到工厂里当学徒 ……以后可能还要10，000名这样的青少年”[11]（P108）。由于阿里改革的目的是“富 民强兵”，所以国家缺乏振兴经济的全盘考虑，其现代企业建设是在没有任何配套的基 础设施、没有现代化生产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条件下匆匆上马的，机器设备、金属 器材、技术指导等全都依赖国外进口，再加上管理腐败，因此生产难以形成规模效益。 这种急功近利的军工建设不可能推动形成具有一定声势的工业化浪潮。结果工业在国民 经济中比重仍很小，埃及的经济结构并没有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
    现代化的结构变革，具有明显的互动性，一个国家全面性的结构变革，会产生一种威 力巨大的整体效应。由于阿里的注意力集中在建立海军和兴办军事工厂，他认为拥有和 西方一样的军舰大炮和机器设备，就可以与欧洲并驾齐驱；他不懂得没有进行根本性的 全面结构变革，任何局部的改革从长远看对富国强兵都无济于事。传统结构的留存，相 应的整体功能保持不变，国家的现代化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阿里改革的悲剧之一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