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现代化既是一个结构变革的持续发展过程，又是一个社会动员的持续发展过程。所谓 的社会动员，就是消除前现代社会的压抑机制和内耗效应，创立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 式，把散漫的社会个体整合为统一的社会整体。阿里并没有实现成功的社会动员。对于 伊斯兰社会而言，要进行成功的社会动员的第一步是实现世俗化，世俗化是现代化的绝 对必要条件，“作为基本进程之一，政治发展包括政体的世俗化，逐渐把宗教从政治制 度中排除出去”[12]（P4）。阿里虽然在政治上将政权与教权完全分开，在教育上通过创 办世俗教育体系，剥夺了乌莱玛对教育领域的垄断权，在经济上废除传统的伊斯兰瓦克 夫制等，然而由于阿里凭借乌莱玛势力上台，因此给乌莱玛保留了特殊的地位，如对著 名的伊斯兰宗教大学爱资哈尔没有采取任何改革措施，尽管他知道那里汇集着不少反对 他的乌莱玛。结果在埃及，传统的信仰、习惯和价值观念仍然主宰着广大民众，对传统 的固守并不局限于某个阶层或职业群体，仍是所有埃及社会阶层的一种广泛的特征。所 以，阿里无法解决传统的伊斯兰文化思想对埃人民的囚锁，无法创立新的价值观念和行 为模式，无法使埃及在精神上凝聚成一体化的社会。
    现代化进程也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阿里消灭了严重阻碍社会发展的马木路克的势 力，没收了大量宗教财产，使他们的影响急剧下降。同时把大片土地分封给王亲国戚和 文武百官，这些人大多是跟随他一起来埃及的阿尔巴尼亚族、契尔克斯族和土耳其族埃 及人；把少量土地赏赐给少数土著埃及人--地方豪绅和部落酋长，这两部分人成为其 改革所依靠的支柱，而广大农民从其农业改革中受益极其有限，再加上政府对农业生产 实行全面控制，农民在完成指定任务后才能在多余的土地上自由种植，其收入很低。所 以对其改革的反映冷漠。对于新兴商业资产阶级，政府不是积极鼓励，而是采取利用限 制的方针，如1809年，他规定作坊主或工场主所需要的原料由政府按价供给，由他们按 一定规格进行加工，产品由政府按价收购，不得私自出售，违者没收其货，惩罚其人， 这样便剥夺了他们的生产自由和销售自由。过去他们每年获利三万袋（一袋等于500个皮 亚斯），改革后，只能取得一点加工费，使民族工业缺乏发展所必需的条件，自然也失 去了这些人对改革的支持。工人虽有微薄的工资但被附着在工厂里，没有选择工作地点 、工种和离开工厂的权利，他们被编成排、连、营，过着营房式的生活，经常遭到毒打 、体罚和监禁，下工后要接受军训，还不时被政府和工厂主管人员拉去服役。因此，工 人逃跑的现象极为普遍，政府为防止工人逃离工厂，颁布法令，施以酷刑。世俗教育的 创建，出洋留学生的归来，曾给埃及带来一股清新的风气，但其所作所为触及到埃及体 制结构时，也就走到了尽头。这样到19世纪40年代，埃及的伟大潜力仍被自己古老的传 统所禁锢，阿里所能动员的社会力量很少。现代化是一个宏大的社会整体工程，没有整 个社会人力、物力和精神力量的高度动员和集中，没有全体国民的积极支持与发挥能力 就不可能成功，这是阿里现代化尝试受挫的第二个原因。
    阿里改革的目的是建立阿拉伯大帝国，对内始终把维持其专制统治放在国家现代化之 上，以西式现代化外形包含专制现代化的内核。对外一而再盲目卷入敌我力量对比悬殊 且带来严重破坏的战争。特别是1841年以后，埃及因在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失利，被 迫接受英国与奥斯曼帝国1838年缔结的商务协定，废除国家垄断政策，欧洲资本大量涌 入等等。这样就使埃及丧失了维护现代化战略方针所必需的那种稳定的环境，使埃及艰 难的早期现代化更加艰难，这是阿里现代化受挫的第三个原因。
    最后，我们还应看到，阿里改革正处于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列强不愿看到地处近 东、战略位置至关重要的埃及通过改革而走上现代之路，于是千方百计阻挠、破坏。18 49年阿里去世后，埃及逐渐陷入对欧洲列强的依附地位，汹涌的殖民化浪朝最终淹没了 埃及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浪潮。
    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最终失败了，但是对埃及早期的现代化探索的创举却功不可没 。他最大的贡献是建立了一个政治和经济的基础结构，成为埃及社会发展的基础。[13] （P115）正因如此，马克思用三个“唯一”来称赞他，即“唯一能够使土耳其变成俄国的 最大威胁、唯一能用真正头脑代替‘讲究头巾’的人”，是“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唯一有 生命力部分”[14]（P222，231）。毫无疑问，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为埃及成为当今穆 斯林世界教育最发达、政治制度最西化、世俗化最浓厚的国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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