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党争削弱了雅典的国力
    党争就是党派之争。古代希腊的党派是指围绕某些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而自然形成 的一些松散的公民集团。[5]（P67-70）就雅典的党争而言，其党派的构成、斗争的形式 和内容都因时而异，但不管哪种形式，党争都是雅典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
    在雅典国家形成与巩固过程中，曾发生一系列变革，如梭伦改革、庇西特拉图僭主政 治、克利斯提尼改革、泰米斯托克利改革、厄菲阿尔特改革和伯里克利改革，虽然改革 是雅典奴隶制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但它们同时亦毫不例外地属于党争的范畴（只要阅 读每次改革的经济就不难得出这一结论）。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党争最为激烈，以厄 菲阿尔特和伯里克利为首的民主党经过了10多年的斗争战胜了以西门为首的贵族党，使 奴隶主的民主政治在雅典不断巩固、发展。在伯里克利当政时期，由于民主党力量过于 强大，贵族党不敢公开表示自己的不满，党争处于低潮。伯里克利死后，他的民主党随 即一分为二：民主党中以尼西阿斯为首的保守派与贵族党合并组成主和派，亦称寡头党 ；以克里昂为首的民主党激进派则构成新的民主团体，即所谓主战派或急进民主党。党 争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主要体现为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公元前421年“尼西阿斯和 约”的签订标志着主和派取得暂时的优势，亚西比德的迅速崛起使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 争趋于白热化。西西里远征的成行说明主战派在激烈的党争中再次获胜，而公元前411 年的寡头政变，则标志着寡头派又占了上风。
    以伯里克利去世为界，我们可将雅典党争分为两个阶段。在不同阶段，党争发挥着不 同的作用，对雅典的影响也不相同。伯里克利逝世前，雅典党争推动了一系列政治、经 济变革，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逐步确立并臻于完善，奴隶制经济也逐渐繁荣起来。而后 一阶段的党争，使民主派与寡头派轮流执政，政府更迭频繁，难以制定长期可行的政策 。另外，党争还伴随着削弱雅典力量的流血事件。总之，后期的党争扮演着不断削弱和 损害民主政治，使雅典国力越来越弱的角色。这一点，在远征西西里的一系列事件中得 到验证。
    雅典远征西西里的惨败给雅典带来极大影响。“……他们的毁灭是整个的毁灭，海军 、陆军--一切都毁灭了--”，[1]（P563）并且“使整个国家和每个人的心里深为忧 虑…他们很少有能够生存下去的希望了”。[1]（P567）而从远征西西里这一计划的提出 、成行到惨败无不由于党争的影响。首先，雅典在未解除“近忧”斯巴达前劳师袭远， 这是战略上的错误。因为他们与斯巴达签订的和约是每十天重订一次的。一旦斯巴达发 现雅典军队分散了，他们很可能采取军事行动，既进攻阿提卡又援助西西里。况且，一 旦雅典并不了解西西里，只听信厄基斯泰人（西西里岛上一民族）的片面之词和他们自己 调查团的伪报告，[1]（P456-457）公民大会讨论是否远征时，也出于党派利益的考虑， 未听从尼西阿斯的良言相劝，反而在亚西比德的鼓动下，充满了远征的热情，迅速地组 成远征军出发了。
    其次，公民大会在党争的影响下任命将帅失当，即任命亚西比德、尼西阿斯和拉马卡 斯为全权的将军。[1]（P430）这种失当具体表现有三：其一，尼西阿斯属于主和派，他 极力反对远征，选他为将军必然导致其在远征时和进攻叙拉古时均采取消极态度。尼西 阿斯率军初到叙拉古时，他没有立即发动进攻而在卡塔那度冬。结果，吉利普斯偷偷地 引进伯罗奔尼撒的军队首先向雅典人进攻。[1]（P527）雅典人在厄庇波利溃败后，本应 取消继续围攻叙拉古的计划，而进退维谷的尼西阿斯宁愿死在敌人手中，也不愿被雅典 人作出不公正的判决。[1]（P532）所以，他没有采纳另一将军德谟斯提尼的建议，最终 使雅典远征军陷入绝境。其二，亚西比德属于主战派，他积极主张远征，因为“他对于 赛马的热忱和他的奢侈生活已经超过了他的财产所能供给的……”，而一旦远征成功“ 会使他个人同时得到财富和荣誉……”。[1]（P435）任命怀有如此野心的人为将军，无 异于将雅典城邦引上毁灭之路。其三，任命尼西阿斯与其政敌亚西比德同为远征将军， 政见不一必然导致军事行动上的不一致。远征军到达西西里的利吉姆后，才发觉受骗， 厄基斯泰人根本没有允诺的那些金钱。这时，尼西阿斯要把全军开往目的地栖来那斯， 而亚西比德却要去拉拢西塞尔人叛离叙拉古，后来另一将军拉马卡斯支持了亚西比德， 亚西比德率领自己的船舰前往麦散那结盟，结果遭到麦散那拒绝，亚西比德只好无功而 返。[1]（P458）
    还有，公民大会受党争的影响，对亚西比德涉嫌渎神罪处理也不当。远征军出发前， 雅典城内赫尔墨斯石像的面貌被毁。这一事件受到国家的重视，因为这不仅被认为是远 征的不祥之兆，而且被认为怀有推翻民主政治的阴谋，亚西比德被控告参与此事。亚西 比德当场否认对他提出的控告，请求在他远征前对他进行审判，以便查出事情的真相。 但是“他的敌人恐怕马上审判这个案子的时候，他会得到军队的好感；同时，因为他获 得亚哥斯人和一些门丁尼亚人参加远征而甚得民心，他们恐怕人民对他宽恕，所以，他 们尽力把案件推迟，阻止马上审判。同时他们还使一些人起来发言，说亚西比德应当马 上出发，不应该阻止军队的启程……他们的计划是想对他提出一些更为严重的控告，到 那时候再派人去，把他召回来受审。”[1]（P444）果然，远征军到达卡塔那不久，雅典 即派人召回亚西比德答辩国家对他提出的控告。实际上，亚西比德不可能参与毁坏赫尔 墨斯石像，因为他决不希望在他远征前出现任何不祥的征兆。而在党争的作用下，公民 大会做出了以上不公正的处理--召回远征途中的亚西比德受审。修昔底德认为，如果 亚西比德不被召回的话，雅典远征西西里可能不会失败。[6]（P440）这种不当处理使亚 西比德中途叛变逃往斯巴达，向敌人泄露了雅典的军事机密。斯巴达按照熟知雅典内情 的亚西比德的谋划，一面派兵驰援西西里，一面出兵长期占领雅典近郊的狄西里亚，给 雅典以致命打击。
    党争还败坏了雅典的社会风气，使诡辩之风盛行，导致了雅典的政局不稳。与之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斯巴达。在所有参加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国家或城邦中，斯巴达是少数未卷 入激烈党争的国家之一。不仅倾向斯巴达政体的寡头们对她的稳定羡慕不已，就连反对 这种政体的人们对此也是十分妒忌。[7]（P440）修昔底德对党争给雅典带来的危害痛心 疾首：“他们（指雅典人）大部分的舰队和其他军队在西西里丧失之后，雅典内部已经发 生革命，但是他们还支持了八年……结果只是因为他们自己内部的斗争，毁灭了他们自 己，他们最后才被迫投降……”。[1]（P151）正是党争引起了雅典政局混乱，为斯巴达 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