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城邦的人口政策
    古希腊以城邦制度闻名于世，许多独立小国并存的形态贯穿了希腊文明的始终。城邦的理想是独立与自足。因此，城邦的人口数量是政治家和思想家关心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讲：“那些治理有方的著名城邦无一不对其人口进行控制，……过于稠密的人口不可能保持一定的秩序。……一个城邦过小就不能自足，过大……就难于建立一个政体（不能知道当官的是什么人）”，因此，“一个城邦的最佳人口界限，就是人们在其中能有自给自足的舒适生活并且易于监视的最大人口数量。”[4]（P239-241）可见，城邦人口政策的出发点是保持一定的公民人数，防止过大或过小。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家有5040个土地所有者，数量保持不变，目的是使居民互相认识，因为“只有熟悉其人的德性才能给以适当的荣誉”[6]（P125）。实际上，城邦可以通过扩大或缩小公民条件的办法来控制公民的人数（注：亚里士多德说：“在平民的政体下，只要其父母是公民，一个人就可以成为公民。还有许多城邦让私生子成为公民，这种做法的原因在于人口稀少……，一旦人数回增，父方或母方是奴隶的首先被排除，随后是只有母方是公民的人，最后，仅限于父母都是公民的人。”见《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第83页。），公元前5世纪雅典几易公民条件正说明了这一点[9]（P499）。但是，最根本的办法还是制定相应的人口政策。要保持一定的数量，就要包括鼓励和控制生育两个方面。
    先说鼓励。前面讲到，普通人家出于家庭的需要趋向于多生孩子，城邦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生育，尤其是在战争、瘟疫或饥荒造成大量人口丧失的情况下。伯利克里在雅典阵亡将士的墓前演说中说：“阵亡者父母中那些适当年龄的人仍然要坚持下去，希望多生一些儿女……这些新生的儿女会使你们忘记那些死者，他们会帮助城邦填补死者的空位和保证它的安全。”[14]（P136）斯巴达曾经颁布鼓励生育的法令，规定凡有三个孩子的父亲可以免除兵役，四个孩子的父亲可以免除城邦的一切义务[4]（P49）。无子不仅被认为是个人的不幸，同时，也损害了城邦的公益。柏拉图在《法律篇》中首先制定的是婚姻法。认为男子过了婚龄仍不结婚生子是违反神意的，这样的人从35岁开始每年须交纳罚款，并且“把他排除在年轻人的各种荣誉之外”[6]。据戴那兴斯记载，在雅典，没有合法的男性后裔者在公民大会上没有发言权[14]（P136注）。
    再看控制。亚里士多德从维护城邦制度的角度出发，认为一个城邦人口过多就会破坏良好的秩序，一个成年男性公民人口超过10万的城邦就已经不是一个城邦了[15]（P116）。家庭中人口的过于膨胀与财富的过分增长一样不利于城邦的稳定，他提出，“在限制财富增加的同时也应该限制孩子的数目。”[4]（P8）婴儿的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使人口的增长率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而战争和瘟疫又会在突然间夺走大量人口；因此，在古代，这些因素都成为控制人口增长的调节剂。但可以肯定的是雅典在两次战争之间的和平时期出现了一次人口较大幅度的增长，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向外殖民，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次殖民高潮。据英国史家芬利估计，人数可达一万人[16]（P62）。通过殖民来减少人口过分增长带来的生存压力是城邦一贯采取的政策。
    三、雅典的公民人口数量
    雅典被认为是希腊人口最多的城邦，拥有最大规模的城市。由于古希腊的绝大部分史料都出自雅典，因此它也就成为希腊众多的城邦中几乎惟一能够推算出比较准确的人口数字的城邦。近些年来，西方学者钩沉索隐，发掘史料，在这方面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工作，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测算出了雅典人口数量，并互相参照，在一定的范围内达成了共识。这里要说明一点，雅典的总人口包括三个部分，即公民及其家属，奴隶和外邦人，虽然后两部分在古典时代的总人口中占据很大比例，但由于文章篇幅有限，我们只考察第一部分，即作为城邦主体的公民团体的人口。下面简要叙述一下雅典人口的发展历程。
    （一）古风时期的人口。
    古风时期没有留下任何人口数字，但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有人根据公元前8到7世纪雅典墓葬和水井的增多推断雅典在这一时期有过一次幅度较大的人口增长，对此，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斯诺德格拉斯认为这并不能表明公元前780-720年雅典在没有外来人口进入的情况下有一次巨大的人口增长，因为：（1）与黑暗时代不同，社会下层在这一时期可能有了正式墓葬的权利；（2）这可能是城市出现、人口大量移居城市的结果。况且，直到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雅典才开始大量进口粮食[17]（P70-71）。黄洋从土地占有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近年来有关这一地区的地形学和考古学研究表明，在古风时期没有出现人口大量增长和土地绝对缺乏的现象。土地缺乏是相对的，结论似乎是大部分土地被少数大土地所有者占有，对下层农民而言，有着土地缺乏和粮食不足的问题，他进一步论证，这种情况的发生从根本上说是土地私有制逐步的结果[17]（P52）。还有人认为公元前8世纪水井增多更可能是半游牧生活完全转变为定居生活的结果[18]（P420）。总之，许多人对古风时期的人口激增说提出了疑问。新近的研究表明，公元前8到7世纪，可能由于干旱或瘟疫，雅典倒是出现过一次人口的大规模减少，到了公元前6世纪才又恢复了活力[19]（P3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