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有其独特的人口规律。意大利人口史家奇波拉认为，在任何农业社会，在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结构及其变动方面，都倾向于保持一套固定的模式。在整个过程中粗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但在正常情况下，后者略低于前者，人口呈缓慢的上升趋势。但是，当人口上升到某一临界点时，会突然出现明显的死亡高峰，少数情况下与战争一致，通常是传染病和饥荒的结果，因此人口又降低到从前的水平，开始新一轮的循环过程[24]（P63-65）。古代雅典人口发展史基本上符合了这一规律。固然，婚姻观和风俗习惯影响着这一人口的增长模式，但笔者认为，从根本上讲，决定着农业社会人口发展规律的是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即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活动和以农业为主的谋生手段。对一个典型的小农来说，生育很多的孩子既意味着劳动人手的增多，也意味着消费者的增多。然而，生产资料是有限的，消费者的增多也加剧了生存的压力。公元前6世纪希腊彼奥提亚的一个小农赫西俄德的说法正反映了这一十分矛盾的心态：“应该只生一个儿子供养父亲一家，因为只有这样，家中的财富才能增加。如果生两个儿子，你就不能早死。不过子女多的人家，宙斯也易于多给他们财富，人多多干活，财富增长快”[5]（P12）。
    综上所述，对于人口问题，古希腊人已经有了很多思考。他们探讨了公民的婚育年龄，提出了优生优育的主张，并认为多子多福。同时，作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城邦社会，人口的增长是有限度的，所以，在城邦的人口政策上又表现出鼓励和控制两种相反的倾向。实际上，这些观念和政策正反映了希腊城邦人口的现实状况。
    收稿日期：2001-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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