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杰出的思想家，卢梭具有极大的影响，但他的形象一直是 模糊不清的。在中国，卢梭作为“社会契约”和“主权在民”的鼓吹者的革命家形象已 经深入人心[1]；在西方，卢梭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地位没有人怀疑，但对他的评价却充 满争议。这是为什么？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点探讨。
    一、卢梭的多重政治形象
    围绕着卢梭的政治属性问题进行的争论一直是一个热点。西方学者总结说“在卢梭的 政治理论中，围绕着卢梭是‘自由主义者--威权主义者’或‘强力--自由（force-freedom）’这个背反问题的讨论，作为集中的争议点，已经存在了两百多年”[2 ]。贡斯当作为稍后于卢梭时代的著名政治评论家就认为：“卢梭失察于这个事实：他 的错误使得他的《社会契约论》，如此经常地被援引为同情自由，但实际上是各种暴政 的最可怕的支持。”[3]与此同时，托马斯·希尔·格林却认为：卢梭是哲学理想主义 的先驱，他的理论很好地阐明了政治义务的原则[4]。希波来提·泰恩也认为卢梭是“ 民主同意”原则的奠基者，他的政治理论是反映了该原则精神的学说。“卢梭的（其他 有关政治学说的）篇章都是社会契约必要的结果”[5]。我们可以看到，早在19世纪关于 卢梭思想的争论已经反映了对卢梭政治形象定位的相反的立场，这一争论体现为对卢梭 政治理论的性质是自由的还是保守的评估。
    到了20世纪，这种关于卢梭政治理论性质评判的分歧不仅没有缩小，还朝深入的方向 发展。不过主题转换成了：在卢梭的政治理论中，个人权利在公意中处于什么位置。换 言之，卢梭是个人主义的，还是极权主义的支持者？这个问题成为争论的中心。查普曼 认为卢梭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先行者，“个人自治（原则）是理解卢梭道德和政治理论的关 键”[6]。狄瓦瑟支持相近的看法，他说：“公意理论确立了对个人权利的保证，而不 是什么牺牲。”[7]和这一态度截然相反的判断出现在20世纪中后期。出于对纳粹暴行 的反思，卢梭的政治属性问题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19世纪贡斯当的判断得到了进一步 诠释，属于这种解释方向的极重要的代表是塔尔蒙。他认为：“卢梭的主权是外化的公 意。……该概念和大众主权者的原则结合……卢梭唤醒了极权主义民主。”[8]巴克支 持此说，他认为：“在卢梭的‘基层民主’中，个人可能是‘一千个暴君之一，而不是 奴隶的整体’，因为‘利维坦就是利维坦，即便当他是协作的’。”[9]这种看法在20 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也得到了回应。出于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可怕后果的反思 ，朱学勤认为卢梭是法国大革命所造成的暴行的精神源头，在卢梭的道德王国里，个人 没有生存空间[10]（p.79）。
    对卢梭和法国大革命的关系如此看当然不是朱学勤首倡。虽然朱学勤的研究接续了塔 尔蒙这条线--反思极权主义所造成的暴行，但他更直接的传承应来自伯克。在卢梭去 世仅仅十几年之后，法国大革命爆发了。伯克表达了他对卢梭的看法：“国民议会劝告 青年学习道德上的大胆实验者。尽人皆知在他们的领袖之中，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他们 的领袖是他们中最象卢梭的人。确实，他们全部象卢梭。……然而，卢梭要么是一位道 德家，要么什么都不是。……他们选择了卢梭，因为他们身上，他们希望树立为主要品 性的特殊的恶劣品性，是迄今为止最昭著的。”[11]伯克由此开创了一个在政治思想史 上把卢梭和极权主义暴行联系起来的传统。贡斯当对卢梭的判断也是肇源于伯克开创的 这个英国式自由传统[12]。
    由伯克开创，贡斯当、塔尔蒙等继承的对卢梭政治形象的这个判断在当代影响极大， 但它激起了巨大的反弹。琼·麦克唐纳认为卢梭不是极权主义的先行者，而是保守主义 的倡导者，她说：“恰是这个观念--人们可以‘被调适’去接受一个信仰体，以及（ 他们的）行动是方便于他们的统治者的--和卢梭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13]法国研 究者R.A.雷在《<社会契约论>中的自由和权威》一文中，否定了以塔尔蒙为代表的认为 《社会契约论》所反映的政治思想推进了极权主义事业的观点，系统论证了塔尔蒙所提 供的论据属于对卢梭的误读[14]。据此，可以窥见卢梭政治思想研究的复杂性及其论争 的长期性。这种状态同卢梭论述问题的广泛深刻性和文字表达的复杂性有关。正如盖· H·道奇所说：“一方面，他（卢梭）著作中的片段（可以）被用在这些地方，他反对暴政 、压迫、强力以及不公正，他赞同自由、平等和法律（治理）；然而，另一方面，极其不 同的片段可被用来暗指他是权威主义者，如果不是极权主义者的话。”[15]这段话很重 要的地方在于，它客观地提出，在卢梭的著作中，卢梭赞同平等、自由和法治的基调是 明确的，而其同情威权主义的只是“暗指”，即，可能有这种解释路向；其次，它说明 了卢梭之所以直到20世纪仍然呈现出多重政治形象，和解读卢梭著作的某种偏向有关， 即没有整体地解读他的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