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卢梭的自我剖析
    卢梭对自己一生的关注点有过明确的说明：“我发现，一切都从根本上与政治相联系 ；不管你怎样做，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能是他们政府的性质将他们造成的那样；因此， ‘什么是可能最好的政府’这个大问题，在我看来，只是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政府 性质能造就出最有道德、最开朗、最聪慧，总之是最好的人民？--这里‘最好’这个 词是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的。”[16]（p.504）这段话非常重要。它首先说明，把卢梭 当作政治思想家来理解是最切合卢梭原意的；其次，他关心政府问题的目的不是政府本 身，落脚点是关心什么样的政府能造成“最好的人民”，“人”是卢梭最关切的核心问 题。因此，只关心对学界公认的卢梭的“政治著作”的解读是极其不够的，因为这些著 作恰好侧重在政府制度层面，而不是“人”；容易被忽略的是这段引文的最后一句，它 的重要性在于它暗示对卢梭著作的解读不应该是注经式的，而应当整体性地领会卢梭著 作所反映的精神。
    卢梭的所有自传是帮助解读其思想的极可靠的文本[17]。在《忏悔录》里，卢梭在《 爱弥尔》出版之后说：“最有能力评价我这部书的人们对我说的话，给我写的信都证实 这是我最好的作品，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作品。”[16]（p.712）可见他对《爱弥尔》特别 重视，而该书的主要内容则是怎样培养新的公民。同样，《新爱洛伊丝》也决不仅是一 部“绝妙的小说”[18]，它也属于卢梭体现其政治关怀的重要文本。卢梭在论述该小说 的构思及内容时是这么评价的：“除了这个从根本上跟整个社会秩序有关的针对风俗和 夫妻间的忠诚的目标之外，我还怀着一个深刻的目标，即是社会协调与社会和平。这个 目标，本身也许比上面的还更大，更重要，至少在我们当时所处的时代是如此。”[16] （pp.542～543）由此可见，《新爱洛伊丝》和《爱弥尔》是出于一脉相承的思路。因此 ，欲看清卢梭政治思想的全貌，不可以将这两书排除在外。卢梭本人对他各种著作所表 达的共同主题是十分清楚的。“《新爱洛伊丝》还是同样顺利地出版了……而且几乎令 人难以置信的一点是：这个爱洛伊丝临终时的那番表白与萨瓦助理司铎所表白的完全一 样。《社会契约论》里的一切大胆的言论也早在《论不平等》里就有了；《爱弥尔》里 的一切大胆的言论也早在《朱莉》（即《新爱洛伊丝》--笔者注）里就有了。”[16]（p .507）到晚年，卢梭更明确地对自己的著作总结道：“（它们）有一个大的原则。”[19]（ p.287）
    卢梭的这些原话，清楚地表明，他的主要著作是互相关联的，其中体现出的鲜明主题 是围绕着公民的培养来考虑政府的性质以及社会协调--也就是政治秩序--如何可能 。换言之，卢梭的政治思想是系统的，他不应该具有时人和后人理解的多面政治形象。 那么进一步应该讨论的问题是，卢梭对其政治思想的系统性是不是有一种自觉的体认呢 ?
    在写《忏悔录》时，他就清楚地说过自己的文笔所具有的特色：“我的文笔自然而多 变，时而简练时而冗长，时而理智时而疯狂，时而庄重时而欢快，它是构成我历史的一 部分。”[16]（附录）他所说的虽然主要是针对自己的回忆录，但事实上，由于卢梭是一 个自学成材的思想家，而且情感丰富，所以他的所有著作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类似问题。 但这并不影响其思想的连贯性，他说：“我的感情和思想有某种连续性，以前的思想感 情可以影响以后的思想感情，所以要很正确地评价后者，必需理解前者。”[16]（p.219 ）他在晚年更清楚地说：“我们应做的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信仰；而除了与我 们基本的自然需要有关的事物外，我们的观点是我们的行为准则。根据我一贯坚持的这 个原则，我经常长时间地探索我生命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以便指导我一生的工作。 而我很快就不再为自己处世的无能而痛苦，因为我根本就不该在世上追求这个目的。我 ……从幼年起就接受了以后从没完全抛弃的原则和格言。”“趁为时尚早，让我自己全 力去探索我自己的哲学，以便今后余生尚能遵循一条确定不移的处世准则。……我要把 我的种种见解、我的种种原则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让我在余生成为我经过深思熟虑后 决心要做的那种人。”[20]（pp.25,27,29）
    这些话是卢梭心灵平静以后的反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卢梭写作时语言上有着 某种不协调，情感上也跌宕起伏，但他毕生的活动及其思想有其一贯的原则，甚至上升 为一种信仰，而卢梭对这一点一直是高度自觉的。
    三、20世纪重估卢梭的尝试
    尽管卢梭对自己思想的系统性很清楚，但自他的时代起，他的呼吁并没有得到人们的 理解；相反，由于他的百科全书派盟友对他的攻击，对他的误解被广泛接受。这种误解 最著名的当数伏尔泰。当卢梭沿着得到他的朋友们赞赏的《论科学与艺术》的思路完成 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热心地将后者寄给伏尔泰审阅时，却得到了令他震 惊的回答：“我已经收到了您反人类的新书。我很感谢。您将会得到这些人的欢心，您 告诉他们一些您不会纠正的简单的事实。……还从没有这么大的智慧被试图用来把我们 变成动物。当读了您的书以后，我简直渴望自己四足爬行。”[21]（pp.191～192）狄德 罗最懂卢梭的思想，但他并没有出来为卢梭辩护[16]（p.484）。连卢梭的贫贱之交狄德 罗都这样，这是为什么？卡西尔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因为“狄德罗的全部运思都圈定在 一种特定的社会秩序之内，他的所有念头都与此种秩序密切相关。……他的工作只有在 巴黎沙龙的氛围中才能成功”[22]（p.9）。而卢梭不适合这个氛围，因为他自己选择的 是观察家的姿态[23]。从此，卢梭被他的朋友们孤立了；而他选取的姿态，又决定了他 无可避免地成为那个时代欧洲社会的边缘人士。卢梭决定写他的自传以期获得人们的理 解，但不幸的是他的这一反抗形式弄巧成拙[16]（p.499）。在几经抗争失败之后，卢梭 说“我终于感到我的一切努力全归于无效，徒然自苦而一无所得，于是决心采取惟一可 取的办法，那就是一切听天由命，不再跟这必然对抗”[20]（p.2）。他对他的时代绝望 了，然而他对未来充满信心：“但我还是寄希望于未来，希望教优秀的一代在更好地考 察这一代对我的评断、更好地考察这一代对我的所作所为时，将不难看清我的本来面目 。”[20]（p.5）
    不巧的是，卢梭去世后，他的名字又和法国大革命联系了起来。出于对大革命所出现 的恐怖局面的后怕，加上现代英美宪政民主所处的强势位置，伯克对卢梭的评论几乎使 他万劫不复。然而，随着这种思路进行的“卢梭政治思想”研究进入近乎荒唐的状态之 后，西方学者发现：“差不多将近两百年来，卢梭哲学的问题困扰了它的诠释者。在这 么多试图处理这个问题的批评家中，其中最伟大的一个--但是长期以来最被忽视的一 个--是卢梭自己。”[24]（p.3）于是，重估卢梭的尝试逐步得到人们的重视[17]（第一 、二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