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02年7月在青海都兰发现拜占廷金币为止，我国发现的拜占廷铸币已经见诸学术刊 物和各种媒体的有56枚。我国学术界对这些金币的系统研究始于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夏鼐 先生，近年来又有徐苹芳、罗丰、康柳硕、羽离子等学者涉及，他们的研究文章或总结 报告多有新意，对于我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界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pp.291～344）[2]（ pp.151～156）[3]（pp.3～9）[4]（pp.15～18）。但是，据我们研究，感到存在一些问题。 除了一些综合研究文章存在调查不够全面（注：例如，许苹芳先生1995年的文章仅提到2 0余枚，罗丰于1996年出版的书中仅涉及33枚，康柳硕2001年的文章仅涉及了36枚，法 国拜占廷古币学家C.莫里森和F.蒂埃里合作于1994年发表的文章中仅排列了27枚，同一 文章的部分内容于2001年被郁军翻译为中文发表时又增加了9枚，达到36枚，而笔者本 人于2001年底发表的文章也只提到40枚。）[5]（pp.109～145）[6]（pp.10～13）[7]（pp.12 ～16），研究不够系统的问题外，一些考古报告因无据可查，在对金币的表述和判断上 还不准确，对这类铸币的研究还存在一些“误区”。本文拟依据目前国际拜占廷古币研 究的权威和最新成果，重点对这些“误区”作分析，希望归纳总结出有关的鉴定参照原 则，以便我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界同仁作为参考（注：近20年来在我国发现的拜占廷古币 数量几乎占了此类古币总数的一半。因此提供一个简单明了的鉴定参考原则将有助于在 这一领域的系统研究。笔者就此课题到普林斯顿大学希腊文化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两个 月的专题研究。本文可以作为该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奉献给读者。笔者指导的研究生郭 云艳同学全面参与了本项目的研究工作。），并就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与同仁商榷，权 作引玉之砖。
    一
    我国发现拜占廷金属货币的历史学意义很可能大于古币学意义。换言之，我们不可能 根据这些货币总结出关于拜占廷货币的系统知识，因为目前已经发现的这56枚铸币尚不 足以得出关于拜占廷货币本身的结论，而只可能从这些货币及其仿制品的发现地点、使 用状况、出土时间、铸造年代等信息中探索其中的历史含义。
    由于我国发现的拜占廷金属货币以金币为主，而波斯货币以银币为主，我国古代货币 则多是铜币，于是使人产生错觉，以为拜占廷人只使用金币，萨珊波斯人只用银币。这 种看法见于多篇相关文章，带有普遍性，这里不必一一指出。事实上，黄金作为稀有的 贵金属，在世界各地都受到重视，只是由于各个地区黄金矿产多寡不同而形成铸造货币 的区别。在拜占廷帝国千余年的历史中，历代皇帝充分利用丰富的黄金资源铸造金币， 但是，金币大量被用于对外关系活动，例如作为礼物赠送给外国君主，或作为年贡送交 某强国以换取和平，或作为国际贸易的媒介被商人带往世界各地，或作为军饷拨发给远 征军将领。例如根据阿拉伯史料记载，拜占廷皇帝君士坦丁九世（Constantine Ⅸ，104 2-1055）送给哈里发的礼物有50万枚金币，相当2.2吨黄金。曼努埃尔一世对意大利西 西里的远征使用了216万枚金币，相当于8吨黄金[8]（p.3）。7世纪中期阿拉伯军事征服 以前，拜占廷帝国主要依靠埃及地区丰富的黄金资源，现代考古学在尼罗河流域和红海 沿岸发现的上百处金矿工场遗址为此提供了充足的证据。7世纪以后，亚美尼亚和马其 顿地区的金矿成为拜占廷帝国主要的黄金来源地[8]（pp.115～116）。10世纪以后拜占廷 帝国政治形势的不断恶化，也导致金矿开采中心向巴尔干半岛，特别是半岛南部地区转 移，莫里森在《拜占廷经济史》第3卷中提供的大量图表证明，科林斯等巴尔干半岛南 部城市成为拜占廷金币主要铸造地。而大量馈赠金币的现象自7世纪以后也逐渐减少[8] （vol.3,Tablel-6.15）
    拜占廷社会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主要是铜币。为维持金本位货币体系，拜占廷历代皇帝 不断颁布法令强化金币质量和重量标准，《提奥多西法典》和《查士丁尼法典》对此都 有明确规定。8世纪以前拜占廷帝国所有铸币场铸造的索里得必须符合1/72镑的重量和9 8%以上的纯度要求，并标志为OB，意为“足赤金”。而铜币不经过银币直接与金币挂钩 ，构成了其“货币体系的第二个主要特征”，特别是在银币退出流通时期，铜币作用十 分突出。由于铜币包括纯铜（copper名为Follis）和合金铜（billon），所以铜币与金币的 比值浮动在1∶630到1∶924之间，即1枚索里得大体兑换288枚标准铜币。这种灵活性使 拜占廷金本位货币体系得以多次度过危机，保持了千年之久[8]（pp.919～921）。
    目前，国际拜占廷古币研究权威的和最新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如下著作中：2002年由 哈佛大学顿巴登橡树园研究中心出版的3卷本《拜占廷经济史》包括拜占廷货币经济的 历史发展，其中关于拜占廷货币经济和古币发展沿革的4章均由法国古币学家莫里森撰 写。但是他关于拜占廷古币的代表性专著是《法国国家图书馆拜占廷货币目录（491-12 04）》[8][9]。该书因以拜占廷古币收藏丰富和研究精细而著称。莫里森是其前辈法国 学者塞巴提耶（J.Sabatier）和施伦伯格（G.Schumberger）的接班人，后两者均有拜占廷 古币大全问世。格里森和梅耶斯的《顿巴登橡树园和怀特莫尔古物收藏中的晚期罗马帝 国古币目录》是在其前辈贝林杰（A.R.Bellinger）的同名拜占廷古币目录基础上按照新 的鉴定标准完成的，代表了美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最高水平[10]。罗思的《大英博物 馆拜占廷帝国古币目录》出版于1908年，是上世纪60年代以前该领域的主要参考书，夏 鼐先生的研究大多参阅此书。该书虽然已经过时，但是它是最早建立拜占廷古币鉴定原 则的书籍，其确定的标准至今大部分有效[11]。古德克雷的《拜占廷帝国铸币手册》是 以大英博物馆的拜占廷古币收藏为主，参考法、美等国收藏而完成的，该书以更新罗思 的《英国大全》过时内容而受到重视[12]。希尔的《拜占廷货币及其价值》与古德克雷 的《拜占廷帝国铸币手册》具有相同的写作目的，它与后者可以共同代表英国当代拜占 廷古币研究的最高水平[13]。哈恩的3卷本《拜占廷帝国货币》涉及的拜占廷古币数量 最多，该书以维也纳博物馆的收藏为基础，以严谨细致的分类为特点，书后所附图版极 为清晰，为国际拜占廷古币学家所推崇[14]。亨迪的《300-1453年拜占廷货币经济研 究》也涉及了拜占廷货币制度的发展，由于该书从制度发展的层面考察拜占廷古币的变 化，因此为拜占廷古币学家所重视[15]。但是，该书并非拜占廷古币学专著。怀丁的《 拜占廷货币》出版于1973年，作者在其前言中，声称当时是“拜占廷货币研究的革命时 代”，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以较多笔墨分析了战后近20年拜占廷古币鉴定原则的变化和 该领域新标准的形成[16]。瓦吉的《罗马帝国货币与历史》分上下两卷，前者为历史叙 述，后者为古币研究，它补充了上述拜占廷古币研究书籍大多从5世纪阿纳斯塔修斯一 世谈起的不足，使我们得以观察到4世纪君士坦丁一世以后百余年拜占廷古币变化的情 况[17]。还有一本值得注意的拜占廷古币参考书是法格利耶的《瑞典和丹麦发现的晚期 罗马和拜占廷索里得》，它是以这两国集中发现的近千枚窖藏拜占廷金币为研究对象， 成为上述权威著作的补充性参考书[18]。此外还有一些拜占廷货币专著，如胡梅尔的《 拜占廷货币目录》和哈肯斯的《拜占廷货币》等，前者以瑞士国家博物馆收藏为基础， 后者以巴黎卢浮宫博物馆收藏为基础，但其内容和涉及的拜占廷古币种类均没有超过上 述著作[19][20]。目前，顿巴登橡树园和怀特莫尔拜占廷货币网站、牛津大学古币网站 和拜占廷金币拍卖网站为相关网站中水平最高者。
    在上述几乎所有拜占廷货币大全中，铜币总是占收藏的多数。就目前收藏的数量而言 ，铜币比例最高，金币次之，数量最少的是银币。我国之所以没有出土拜占廷铜币，原 因是其本身的材质不属贵金属，仅适于日常小额交易使用，不宜长途携带，而且其质量 不稳定，缺乏信誉。但是这不能说明拜占廷人不使用铜币。
    与铸币材质相关的问题是对其铭文的误读。我国发现的拜占廷货币铸币厂问题产生于 对铭文CONOB的误解。夏鼐先生最初认为它的意思是“印铸于君士坦丁堡”（1959年文章 ），后来进行了改正，明确提出它“不是表示铸造地点为君士坦丁堡”（1977年文章）。 可惜这一正确的认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羽离子于2001年发表的文章仍然认为它是“ 君士坦丁堡造币厂”的缩写。根据怀丁《拜占廷货币》一书的统计，至少有24个城市是 拜占廷铸币厂所在地，除首都君士坦丁堡外，小亚细亚地区的尼科米底亚、西基库斯、 尼西亚、迈格尼西亚、塞留西亚，叙利亚地区的安条克、亚历山德雷塔，埃及的亚历山 大，巴尔干半岛的萨洛尼卡、雅典、科林斯、萨洛纳，意大利地区的罗马、拉文纳、那 不里斯、卡塔尼亚、叙拉古、佩鲁迦，北非地区的迦太基、君士坦迪亚，西班牙的卡塔 格纳，黑海沿岸的车绳和特拉比仲德都曾铸造货币，其中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迦太 基、萨洛尼卡、罗马、卡塔格纳等城市所铸金币都标注CONOB的铭文[16]（pp.68～71，p .69）。这个问题没有必要详细论证，因为诚如夏鼐先生1977年的文章所说：“从前以为 是铸造地点，现下则一致认为是指黄金的纯度相当于君士坦丁堡的标准，有点像我国清 代的‘京钱’、‘京秤’一类的名称。”[21]（p.404）这一意见值得学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