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秉笔直书的治史态度
    秉笔直书与褒贬义例是我国封建史学亘古已有的两种对立的传统，同时也是封建史学最根本的矛盾之一。由于前者在于把真实的历史传之后世，真正发挥史书的教诫作用，当然要善恶必书，这就难免暴露统治者的丑恶行为，以违忤他们的意志而使得祸戮及身。春秋时齐太史即因书“崔杼弑其君”，便为杼所杀。相反，后者是要秉承统治者的旨意，明知真相，偏作伪辞，把历史作为实用的伦理教科书，自然获得当局者的赞扬和捧场，“是以隐侯（沈约）《宋书》多妄，萧武（梁武帝）知而勿尤；伯起（魏收）《魏书》不平，齐宣览而无谴。”因此，在古代封建社会，“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29）随着封建史学的发展，褒贬义例这一方面日益占据了主导地位，史家据事直书，是要冒风险的，其后果不是“身膏斧钺，取笑当时”，便是“书填坑窖，无闻后代。”（30）诚如韩愈所云：“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31）尽管也有象南史、董狐、司马迁那样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的史学家，但毕竟是少数。一般的史家则是慑于统治阶级的淫威，看风使舵，出卖灵魂，不惜颠倒是非，篡改史实，以获取功名利禄。特别是魏晋以来，“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恶劣作风更为普遍，作者往往“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借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已仇。”（32）显然，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欲求实录，殊非易事。“干宝直言，受讥朝士。”（33）但干宝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他不畏强暴，更不象那些鼠凭社贵，狐藉虎威之徒那样追逐个人名利，而是彰善嫉恶，敢于据事直书，揭露历史真相。他十分强调史学的严肃性与客观性。《晋纪》之所以“直而能婉”，成为一部严谨征实的著作，给后人提供了认识西晋五十多年历史面貌的可靠资料，是和干宝屏弃主观的曲笔，据实以录的写史态度分不开的。众所周知，陈寿撰史，曲笔颇多，回护过甚，每每替魏晋统治者隐恶溢美。高贵乡公曹髦本为司马昭之党羽成济所杀，但《三国志·高贵乡公纪》只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且载一司马昭之奏议。这样，在陈寿笔下，司马昭这一弑君的罪魁祸首俨然成为一讨贼之功臣。相反，干宝于此却能据事直书：“高贵乡公之杀，司马文王召朝臣谋其故……”又“成济问贾充曰：‘事急矣，若之何？’充曰：‘公畜养汝等，为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济曰：‘然。’乃抽戈犯跸。”（34）历史真相昭然若揭。对此，刘知几曾盛加赞誉：“按金行（晋）在历，史氏尤多。当宣（懿）、景（师）开基之初，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各栖毫而靡述。至习凿齿，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干令升亦斥以抽戈犯跸之言。历代厚诬，一朝如雪。考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与？”（35）干宝这种忠实地记载历史事实的精神，震动了当时的整个史坛，强烈冲击着褒贬义例这一消极的史学传统，加强了直笔记实的比重，在当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由于干宝能够秉笔直书，打破魏晋以来曲笔回护之习，因而敢于大胆地揭露现实，极力痛诋玄虚放诞之风。他直言不讳地弹劾西晋“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36）尖锐地指出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都是一群寡廉鲜耻的市侩小人：“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途，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而秉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以十数，大极其尊，小录其要，机事之失，十怕八九。而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37）民风国势如此，虽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见之于祭祀。季札必得之于声乐，范燮必为之请死，贾谊必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放荡之德临之哉！”（38）（着重号为笔者加）更有甚者，他还借刘毅之口，痛斥晋武帝不及汉桓、灵帝，“桓、灵卖官，钱入于官，陛下卖官，钱入私门。”（39）这在仍是司马氏为政的东晋，是要有很大勇气和一定责任感的。我们知道，魏晋之世，战争频仍，变故迭起，加之曹氏、司马氏忍戾嗜杀，不仅广大劳动人民惨遭荼毒，文人学士亦多不能幸免，诚所谓“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仅有晋一代的文人，因政治上的牵连，死于非命者便不可胜计，陆机、陆云、张华、潘岳、郭璞、刘琨、欧阳建等人，即为统治者残杀。现实政治斗争的血雨腥风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则是逃避现实，全身避祸的隐逸思想的流行，诸多文人学士为了躲避操戈攘臂的乱世法网的加害而屏息结舌，步入隐逸之途，以达到与世隔绝，忽忽无事的自私目的，充分显示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干宝置身于这种历史条件下，却不与世浮沉，他采取正面揭露和大声疾呼的手段对现实社会进行锋芒毕露的批判，表现出超人的胆略卓识。
    三、匡时救世的儒家学说
    魏晋时期，伴随着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日益激化，思想界也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儒学、玄学、佛教、道教竞相驳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其结果是“儒术不振，玄风犹章。”（40）长期以来作为中国封建思想体系的基础和大纲的儒家思想失去了它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而迅速衰微，学者“竟以儒家为迂阔”（41），“以儒术清俭为群俗”（42）公开痛斥“六经为芜秽”（43），“目黄初至晋末，……儒教尽矣。”（44）崇尚“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和佛、道两教垄断了当时的精神世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王应麟曾谓：“老庄之学，盛于魏晋，以召五胡之乱，而道释之徒，皆自胡人崇尚，遂盛于中国。……人心泛然无所底止，而后西方异说，乘其虚而诱惑之。”（45）钱大听亦云：“释道俱盛于东晋”（46）。当时的大官僚何充、王导等也都不“诌于道”即“佞于佛”。那些玄学家们，表面主张“无为”，效法“自然”，实际上是要达到君主无为，门阀专政，百姓无知无欲，听凭宰割的政治目的。也正是在这种旗帜的遮护下，那些豪门士族一方面放浪形骸，纵情淫乐，过着“纁衣剃面，傅粉施朱”（47）的腐朽靡烂的寄生生活；另一方面，恣意肆虐，毒焰漫天，使得“庶政陵迟，风俗大坏”（48），茫茫禹域，几无宁日。晋主只不过是大乱中的傀儡，“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49）面对这种内祸滋漫、生灵涂炭，极易造成外敌入侵的悲惨局面，那些清谈名士只是发表一些无关国计民生的空洞言论，这样的例证在《世说新语》中屡见不鲜。这充分反映了当时士大夫腐朽堕落的生活情趣和空虚无聊的精神状态。而干宝不同，他虽然生活在如此污浊腐败的社会环境里，却有着强烈的政治抱负，他立足现实，提倡儒家学说中“仁政”、“民本”的进步思想，希冀圣贤再世，以挽救“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崩乐坏，中原倾覆”（50）的社会颓势，实现天下一统、朝政清明、人乐其生的理想社会。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学说，既要求人们尽忠尽孝，恪守“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但同时又要求统治者实行“仁政”，以民为本，以“仁爱”之心对待人民。鉴于当时由于门阀专政造成的僭越无常，上下无章，王权统治岌岌可危的社会弊端，干宝遵循儒家忠孝信义的道德准则，要求人们“言必忠信，行必笃敬”，他认为这样便“可以取信于神明，无尤于四海。”（51）他极力反对西晋那种上下失次，尊卑无序的社会现象，愤然抨击道：“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逸之过，不拘妒忌之恶，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刚柔，有杀戮妾媵，有黩乱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责之闻四教于古，修贞顺于今，以辅佐君子者哉？礼法刑政，于此大坏。”（52）他要求各级官吏严谨守法，各尽其职，“从事中郎之职，各掌其所治之曹，而纪纲之事体，参辅谋议。左长史掌职，检其法宪，明其分宪、椽属之职，敦明教义，肃励清风，非礼不言，非法不行，以训群吏，以贵朝望，各掌其所治之曹。”（53）但是，干宝并不象正统儒家那样单纯地强调人臣忠君，而是把“君”与“臣”置于一个统一体中，同时强调两个方面，不偏废任何一方。他首先要求君主实行“仁政”，他说：“体仁正已，所以化物。”（54）他盛赞“周家世积忠厚，仁及草木”（55），在《晋纪总论》中以大量篇幅讲周代的“仁政”。他认为，西晋之所以“受遗辅政，屡遇废置”，就在于“宣、景遭多难之时，务伐英雄，诛庶桀以便事，不及修公刘太王之仁也。”（56）其次，要求君主讲求“德治”，他说：“君子之行，动静可观，进退可度，动以成德，无所苟行也。”（57）并且必须是“位弥高，德弥广。”（58）只有这样，“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谓浚己以生也。是以感而应之，悦而归之，如晨风之郁北林，龙鱼之趣渊泽也。”（59）干宝在强调君主实行“仁政”、“德治”的同时，还充分肯定“法治”的社会作用，他说：“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长久也，夫岂无僻主，赖道德典刑，以维持之也。”（60）主张君主治世，要威德相济，“设礼文以治之，断刑罚以威之。”（61）更值得强调的，是干宝那可贵的民本思想。自春秋开始，民本思想就成为古代史学园地里的一个优良传统，统治集团中一些有政治远见的人物，往往把人民的支持与否看成是决定国家盛衰的主要因素。干宝在继承前辈史家民本思想的同时，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他说：“爰及上代，虽文质异时，功业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62）在干宝看来，虽然时代前进了，社会发展了，统治阶级的治国措施也改变了，但在“安民立政”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因为“民情风教”，乃“国家安危之本也”（63）。他把国家比作“城”与“木”，视人民为“基”与“根”，强调指出：“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64）他充分认识到人心的向背是统治阶级能否实现其统治的决定因素。一个国家，一旦失去了人民的拥护，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因此，他告诫统治者：“圣王先成其民，而后致力于神。”（65）大声疾呼：“省民之情，以制作也。”（66）这种旗帜鲜明地把人民看作是国家的主体的观点是极可珍贵的，它对自古以来君主独断独行，鄙视民众的统治制度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仁政”、“民本”思想是儒家学说中民主性精华所在。纵观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史，不难发现，每当统治政权岌岌可危之时，一些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总是打起儒家“仁政”、“民本”思想的旗帜，要求改良政治，以拯国济民，因而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为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干宝正是晋代这种进步史家中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