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参得失的鉴戒史观
    通过撰史书记载历史上统治者为政的成败得失，而为当朝统治者提供借鉴，服务于现实政治，本是我国史学的一个古老传统，早在孔子修《春秋》时，即躬行有得，“《春秋》者，所以记成败也。”（67）司马迁《史记》亦“原始察终，见盛观衰。”（68）荀悦《汉纪》于此亦用力非浅，其《目录》云：缀叙旧书，“以述汉纪……中兴以前，一时之事，明主贤臣，规模法则，得失之轨，亦足以监矣。”公开表白史书的鉴戒作用。晋司马彪以为：“先王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也。”（69）干宝继承了前辈史家的这一优良传统，他面对当时朝政腐败，纪纲大弛，社会混乱的严酷现实，深为羽翼未丰的东晋政权而担忧，痛感到历史的经验教训对当朝社会的直接资治作用，他力图把历史特别是前朝的西晋史作为医世病的一剂良方。于是，他寄诸史籍，形诸笔墨，在著名的《晋纪总论》中从“得”、“失”两个方面对西晋一朝治乱成败的经验教训作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上曾述及，两晋时期，朝政腐败，社会矛盾重重。但这只是置其于中国古代历史之长河而言。如果仅仅就两晋的历史来看，则在西晋宣、景、文、武帝创建时期，尚能不同程度地改良吏治，显擢贤能。而到惠、怀、愍乃至东晋诸帝，大都昏庸无能，他们置国家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于不顾，而专事游荡，纵情淫乐。干宝首先从“得”的方面对宣、景、文、武四帝的治绩发表评论，指出：“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硕量，应运而仕，值魏太祖创基之初，筹画军国，嘉谋屡中，遂服舆轸，驱驰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宽绰以容纳，行任数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贤愚咸怀，小大必力。尔乃取邓艾于农隙，引州泰于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擒孟达，东举公孙渊，内夷曹爽，外袭王陵。……世宗承基，太祖继业，军旅屡动，边鄙无亏，于是百姓与能，大象始构矣。玄丰乱内，钦诞寇外，潜谋虽密，而在几必兆，淮浦再扰，而许洛不震，咸黜异国，用融前烈。……至于世祖，遂享皇极，正位居体，重言慎法，仁以厚下，俭以足用，和而不弛，宽而能断，故民咏惟新，四海悦劝矣。”在这里，干宝煞费苦心地告诫东晋统治者：宣帝知人善任，景、文咸黜不端、克笃前烈，武帝重言慎法、仁俭并施、和而不弛、宽而能断，是他们各自“成功”的“秘诀”所在，恳切期望当政者能够从中受到启迪以刷新政治。接着，干宝从“失”的方面对惠帝一朝的政治进行了猛烈抨击：“武皇既崩，山陵未干，杨骏被诛，母后废黜，朝士旧臣夷灭者数十族。寻以二公楚王之变，宗子无维城之助，而阏伯实沈之却岁构，师尹无具瞻之贵，而颠坠戮辱之祸日有。……民不见德，唯乱是闻，朝为伊周，夕为桀跖，善恶陷于成败，毁誉胁于势利。”他尖刻地指斥：“二十余年，而河洛为墟，戎羯称制，二帝失尊，何哉？树立失权，托付非才，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也。”面对当时“风俗淫僻”、“耻尚失所”、“陵迈超越”、“不拘资次”的民风国势，惠帝非但不改弦易辙，矫历振饬，以挽国祚于危难之中，反而“以放荡之德临之哉”，难怪乎“怀帝承乱之后得位，羁于强臣；愍帝奔播之后，徒厕其虚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通过对惠、怀、愍三帝二十多年历史的分析，干宝得出仁义不施、德治未兴、弃贤用佞、清谈玄言是西晋亡国之因的结论。这也是从反面向东晋统治者提出的拯救危亡的几味药方，企图以历史教训使东晋统治者清醒，以免重蹈覆辙。
    据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干宝“参得失”的鉴戒史观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它以直接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形式出现，表现为对历史上治世的具体措施的探索，不同于那种通过褒贬以封建伦理纲常来整顿封建等级秩序及思想意识的鉴戒史观，这无疑对于当时“彰善瘅恶，树之风声”（70）的“裁量人物”的史学风气是一迎头痛击。第二，就内容而言，干宝在赞其“得”的同时，亦不遗余力地揭露其“失”，不象《汉书》、《汉纪》那样溢美扬善。这也是由干宝秉笔直书，揭露现实的史学思想所决定的。
    干宝“参得失”的鉴戒史观，在我国古代史学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刘宋范晔说其《后汉书》“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71）陈何之元以为梁朝的“兴亡之运，盛衰之迹，足以垂鉴戒，定褒贬”，遂“究其始终”，作《梁典》三十卷。（72）“宋司马光明确指出其《资治通鉴》旨在“穿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73），因而“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74）而书之。史书的鉴戒作用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
    综上所论，在两晋那种社会动乱、民生凋蔽、思想空虚、学风日偷的年代，干宝不象隐逸之士那样不屑世事，也不象佛门弟子那样无虑无营，更不象清谈玄学家那样狂诞悖戾，在史学思想上另辟蹊径，走着自己独特的道路，超过了与他同时或相距不远的一些史家，对推动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不过，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总要受时代的制约，他们的思想总会从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反映出该时代的特点和状况。干宝毕竟是生活在佛教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鬼神、符瑞、因果报应等封建迷信不能不使他受到侵袭而在其思想上有所体现，想完全摆脱是不可能的。因而，干宝虽然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历史观，可有时又在心灵深处潜移默化地接受着佛门“三世轮回”、因果报应一套神学说教的影响。例如，《搜神记》虽则讴歌了许多反抗压迫、为民除害的英雄事迹，形象而逼真地再现了古代劳动人民勤劳勇敢、真挚相爱的高尚品质，但更多的笔墨则是对鬼神迷信和封建道德的宣扬，其中反映着干宝的轮回报应思想。鲁迅曾经指出：“其书于神祇、灵异、人物变化之外，颇言神仙五行，又偶有释氏说。”（75）同样，在《晋纪》里也可以看到干宝的因果报应思想，其表现方式是用一些自然现象来附会社会现象。不过，值得强调的是，干宝的因果报应思想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既愤世嫉俗，憎恨暴恶，往往把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看作是坏人当道、顽凶肆虐的结果。勿庸讳言，这是一种既无一定逻辑思维形式又未形成一定理论体系的低级庸俗的报应思想，但也应该承认，它在当时对于抑制统治者的残酷无情和奸贼佞臣的为非作歹具有一定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