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681年，西哥特的国王按照罗马帝国的习惯第一次由主教为其主持加冕礼，以此来说明 其王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这一仪式后来在日耳曼人的氏族王国中普遍流行，最终在法 兰克王国中成为固定的制度。德国历史学家赫夫勒就曾经强调，“今天，在追溯大多数 国家的王权在宗教仪式方面的起源和宗教仪式的内容时，都要对日耳曼王国的宗教仪式 的特点有所研究。”[3]（P75）布赫馁尔在分析法兰克墨洛温王国的政体时认为，墨洛温 王国的国家制度是与当时的经济关系相一致的，它继承了罗马的农业经济，也在有意识 地效仿罗马的官吏制度。[7]（P147）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国王的统治和权威得到了基 督教教会的支持，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由主教为国王施加冕礼。
    教会为国王举行的加冕礼不能简单地看作只是一种仪式，它是中世纪西欧封建统治制 度的根基，是对“君权神授”基督教政治理论具体形象的说明，是封建王权形象的实际 展现，更重要的是通过它公开地宣布王权的合法性。皇帝和国王加冕仪式的根据是《旧 约全书》，先知撒姆尔用涂油礼的形式说明大卫是上帝指定的国王。罗马教皇是基督教 世界的首领，上帝通过他为所指定的世俗的首领--皇帝和国王施涂油礼，是上帝对受 冕者个人的传递，只有接受了这个传递的君王才具有合法性，才会被基督教世界的臣民 所承认，也才享有并实施统治权力。没有经过教会加冕的国王，教会有权解除封臣对其 的誓约，允许他人强占其领地，成为合法的领主，甚至允许废黜其王位，另立新君。[1 0]（P268-269）教会主持的加冕礼成为王权合法性的一个外在的重要标志，在西欧整个中 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不乏这样的事例。10世纪中期，已经与法王建立了封君封臣关系的诺 曼人，又屈身向教皇称臣，经过教皇的首肯，于1066年打着“圣彼得的旗帜”征服了英 伦三岛，从王位上赶走了由英国贤人议会选举的戈温德家族的哈罗德国王。教皇的支持 使威廉的征服成为名正言顺地继承王位的合法行为，素有服从罗马教会传统的英国教会 首先承认了威廉的继承人身分，于同年的圣诞节之际，依据英国的惯例，由坎特伯雷大 主教和约克的大主教共同为威廉施国王加冕礼，为其戴上了英王的王冠，几乎没有遇到 很大的阻碍地成为合法的英国国王，由教皇在英国的代理坎特伯雷的大主教为英王施加 冕礼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1214年，陷入政治危机的英国无地王约翰，再次向教皇英诺 森三世称臣，把他的王国作为教皇的采邑，他则作为基督王国的代理人享有合法的统治 权，以此摆脱了政治危机。[11]（P241-242）
    在德意志，从奥托一世时期起历任德皇都是为了教皇的加冕礼而不惧路途遥远，多次 率军南下意大利。11世纪中叶，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就是高举着加冕礼这把尚方宝剑，以 开除德皇亨利四世的教籍、为反对派国王施加冕礼、解除诸侯对亨利四世的誓约为要挟 ，迫使其不得不以一个普通基督徒的身份请求教皇的宽恕，以保证王权的合法性。在西 欧中世纪，国王和皇帝的合法性都必须得到教皇或大主教的承认，承认的方式是加冕礼 。加冕礼给予国王对封臣的统治权，这是西欧中世纪封建君臣关系的重要保证。国王是 上帝通过涂油礼所认定的，享有上赋给予的进行统治的权力，他有给予特许权的权利， 服从上帝旨意的人就要服从国王，国王的特许权就是国家的法律条文。因为国王是依据 《圣经》制定了这些法律条文，它与教会关于善与恶的理论相符合。这样，中世纪的法 律与罗马帝国时期的法律有了极大的不同，法律不再是出于自身的合理性的唯一准则而 存在，法律也不再是最终的权威，[12]（P171）王权的权威和宗教的社会伦理结合在一起 ，增强了习惯法对人们社会性行为的约束力，通过宗教仪式使人们更关心自己灵魂的命 运，遵照基督教的伦理生活的人就能进天堂，否则就要遭受炼狱之苦。基督教的伦理成 为法律内容的一个部分，信仰与法律结合在一起，增强了王权特许权的法律权威。
    基督教伦理的核心是“服从”，服从上帝，服从上帝的意志。“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服 从国家，是它的子民。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不是经过上帝的允许而建立的。哪里有国家， 哪里就是上帝指定的。反对国家就是反对上帝的意志，凡这样做的人就是在表明自己就 是如此。只要人们服从法律，就根本不需要害怕国家权力的持有者，只有违背它的人才 会害怕。如果你不怕国家，你就会行善，就享有权利，那么你就会得到它的承认。[13] （13：1-7）受过加冕礼的国王是上帝指定的贯彻其旨意的代理人，他所给予的特许权是 依据上帝的旨意制定的法律，服从它就是服从上帝的旨意。反之，只有那些服从国王的 人才能得到他的保护，他有义务保护教会以及所有信奉基督的基督徒；所以，中世纪特 许权的主要内容是保护，保护已享有的权利不受他人的侵犯，保护没有政治权利的等级 免受地方封建领主肆无忌惮的蚕食和剥削。
    三
    特许权是王权在各自为政的封建领地行使权力的一个重要工具，采邑制所具有的天然 潜在的分裂性，只有通过王权的特许权才能得到抑制，使个人联合的政体有效运行。特 许权的这种统治职能源于王权的合法性。西欧中世纪早期国王的合法性不仅基于“君权 神授”，也基于日耳曼人的血缘继承权，根据日耳曼人的习惯法，每一个与国王有血缘 关系的人都有继承王位的权利。正是从这一习惯法中引申出了西欧中世纪的婚姻外交， 通过联姻建立国与国之间的联盟，通过婚姻获得领地的所有权，这一类的历史事实不胜 枚举。在基督教教堂举行的婚姻，是上帝的圣事，得到上帝的承认，因此，通过婚姻而 得到的权利也是合法的。诺曼底公爵威廉二世通过他妹妹与英王的联姻，从而获得了英 国王位的继承权，使他堂而皇之地登上了英王的宝座。13世纪，德意志常常因王位继承 权问题被卷入国际政治的纠纷中不能自拔，尼德兰的伯爵西班牙的国王阿方索，英国的 理查德，都先后因联姻而获取了德意志王位的继承权。尤其是哈布斯堡家族，通过几个 世纪的政治联姻获得了西欧大陆的半壁河山，建立了一个松散的神圣德意志罗马帝国。 婚姻对王位合法性的确认，也从法律的角度说明了，西欧中世纪封建王国是个人联合性 质的国家政体。德国的历史学家施勒兴尔在他的研究中，列举了大量的史实来说明，在 西欧中世纪早期和中期的国家制度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机构的因素，而是个人联合的 因素，是具有个人联合性质的国家。[14]（P264-265）这种个人联合的性质不仅是与政体 有关，而且也在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中反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