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世界现代史课程考核问题
    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获得知识、掌握知识，那么如何来判断学生是否获得或掌握了知识呢？考核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传统的考核方式往往是出一份卷，让学生答，以卷面分数判定学习效果。梁中芳的做法是在遵循课程考核科学性、客观性、公正性的基础上，注重：(一)知识与能力并重原则：通过小组研讨发言、班级专题讲授、期中考试、课外研究、史学论文等形式，使学生既掌握知识又提高能力；(二)坚持总分切割原则：把世界现代史课程的考试总分划为两块，其中60％为卷面成绩，40％为平时成绩，以改一卷定成绩的传统模式；(三)实施教考分离原则：由世界历史教研室各任课教师集体出题，构成世界现代史题库，再从题库中抽取名词解释题、史料分析题、简答题、论述题等，构成最终试卷，其中论述题可2选1，让学生有发挥特长的机会。
    张洁(温州大学副教授)认为对学生进行考核是教学中必不可少的环节，科学、合理地设计考核方法是检验学习效果的重要手段，其做法是把考核分成三块：出勤到课10％，作业(课堂讨论)20％，卷面分70％，三者总合构成最终成绩。其他从事世界史教学的教师也发表了他们相应的看法。
    二、关于“世界现代史与当代社会发展”问题
    理论研究须与现实相结合，这是史学功能的要求，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围绕着“世界现代史与当代社会发展”问题，专家学者提交了14篇论文，集中对下列专题进行了研讨：
    (一)法西斯行径与盟国对策问题
    20世纪20－30年代，由于受大危机的影响，法西斯成为横行一时的恶流。1922年黑索里尼在意大利组阁，实行法西斯专政。在日本，1919年出现了民问法西斯团体“犹存社”，1931年挑起“九·一八”事变，走上了战争和法西斯化道路。
    面对日本挑起的侵略战争，国民政府向国联起诉要求对日制裁，并照会英美主持正义。但国联未能有效制裁，英法亦无积极反应，唯有美国国务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向中日发出了“不承认主义”(“史汀生主义”)照会。
    赵志辉(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斯坦利·亨培克与史汀生“不承认主义”》一文，探讨了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亨培克在“不承认主义”酝酿和出台中的作用：(1)亨培克本人就提出了类似史汀生“不承认主义”的建议，说“可以使用更多的道德策略……阻止日本获利，将局势再次挽回到均势……不承认中国和日本缔结的条约……避免了使用武力和联合抵制”；(2)亨培克在“不承认主义”的关键话语修订中起了重要作用，把最初的“绝不承认”表述修订成“不能认可”，“无意承认”(can not admit the legality of any situation de facto nor does it intend to recognize)。“不承认主义”虽未对日本起威慑作用，但总算有人发出了声音，为美国实施“中立法案”、“租借法案”及参加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奠定基础，也纠正了把“不承认主认”仅归功于史汀生一人的误解。
    郑寅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针对1933年5月德国纳粹分子使用暴力占领各地工会，成立“德意志劳动阵线”(die Deutsche Arbeitsfront)一事，提供《纳粹德国的德意志劳动阵线》一文，该文揭示了德意志劳动阵线从组建到运作中与各方博弈的细节，剖析其头目罗伯特·莱伊执行希特勒建立“民族共同体”指令，强调“劳动阵线的崇高目标”，在全国筑起组织架构，利用《元首条例》打击反对派，最终与经济部、劳动部签署《劳动阵线与工商业经济协议》(Vereinbarung zwischen der Deutschen Arbeitsfront und der gewerblichen Wirtschaft)，取得“德意志劳动阵线”特有地位的心路历程。
    段西宁(北方民族大学教授)《1935年公众舆论对英国外交决策的影响》一文，就英国公众舆论与外交政策的关系进行分析。他认为1935年的公众舆论表面上看是对当时的国际局势和国联作为国际组织维护国际和平的看法，实则影响了英国外交决策的倾向性，使英国热衷于和平解决争端，最终起了纵容法西斯侵略的作用。
    伴随着大战所带来的死亡、失业、贫困和饥饿，1941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了人类的四大自由：表达言论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免除恐惧的自由。面对不断燃烧的战火，如何打败侵略者，尽快结束战争，走向和平繁荣，成为盟国政治家思考的首要命题。朱大伟(赣南师范学院讲师)《和平方略：二战时期盟国战后和平规划中的社会保障考量》对二战时期盟国设想的社会保障与和平关系及其相关制度建设进行了考察，认为以英美为首的盟国为战后和平规划进行了一系列建设。从国际层面而言，盟国建立了一系列的机构：(1)筹建联合国粮农组织。美国总统罗斯福认为“以战后规划为方向，改善一般福利的努力的第一步应该从一系列的关于粮食农业、货币关系和其它社会经济问题入手”[2]。在“食物创造和平和制造和平”的信念下，为使战时被解放的地区或国家免于食物匮乏的自由，美国于1943年5月召集40多个盟国召开联合国家粮农组织会议，筹建联合国粮农组织。(2)建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1943年11月，44个盟国的代表签署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协定》，以“计划、统筹、执行或设法执行若干办法，救济在联合国控制之下之任何地区内之战争受难者，济以粮食、燃料、衣着、房屋及其它基本必须品，供在衣物扩其它重要服务”[3]。(3)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致力于建设和平，改善福利。从国内层面而言，各国颁布了系列社会立法：(1)1942年英国的《贝弗里奇计划》(社会保险及相关服务方案)及《国民保险法》《国家卫生服务法》《家庭津贴法》和《国民救助法》；(2)1942年美国的《权利法案》；(3)1943年美国的《社会保障、工作和救济政策报告》(有“美国的贝弗里奇计划”之称)。作为战后规划的一部分，这些机构和法律对各自的国家乃至世界的福利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两个“贝弗里奇计划”被称为社会政策领域中的“圣经”，为之后的立法铺平了道路，也把大西洋宪章的相应内容付诸了实践。
    (二)战后出现的激进运动问题
    二次大战结束后，各国的主要任务是“医治创伤，恢复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被战争摧毁的经济开始复苏，进入20世纪50－70年代后，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又缔造了一个“黄金时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生存问题”对于各国人民来说已经不再是关注的对象，他们转而寻求高级的存在。同时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给人以巨大的压力，多数人没有了自己的坚定信念，但他们思想活跃，试图寻求一种与自身社会环境和主导思想相异的意识形态，此时，毛泽东和卡斯特罗被高调宣传，吸引了大批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在这种的大背景下，各国普遍出现了以“反叛”为核心的“激进”运动，宣称社会是保守的、自以为是的、虚伪的和缺乏文化价值的，必须对之进行“民主化”改革，有些人还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以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左派”以示威游行、抗议集会、散发标单，街头暴力等形式，占领高等院校和相关研究机构，造成了社会的混乱。
    郑春生(温州大学教授)《在繁荣与危机之间：关于1960年代美国大学的思考》，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学出现的“危机”进行解读，认为二战以后，特别是1960－1980年间，虽然美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时代进入“大众化”时代，并出现了约翰逊政府时期(1963－1969年)的“黄金时代”，但在繁荣的表象下却隐含着“结构性危机、精神危机和最后的反叛”，由此引出思考：(1)各级行政部门应充分了解大学，具备转“危”为“机”的意识和能力；(2)大学的发展应以培养“人”为中心；(3)大学的发展要处理好“人文思考与工具理性”、“经济轴心与文化本真”、“特权与公平”等问题。
    黄正柏(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联邦德国1960－80年代的学生运动和“公民行动”及其影响》，则对20世纪60－80年代联邦德国的学生运动进行研究：(一)叙述了6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激进运动的背景和表现；(二)分析了70年代演变成民间自发运动——“公民行动”(“新社会运动”)的概况；(三)分析了“公民行动”的影响。文章指出60年代后期的学生抗议运动、70和80年代的“公民行动”虽都走向衰落，但对联邦德国的发展留下了深刻影响：(1)产生了一个新的以“绿色党”命名的政党，影响到联邦德国曾长期保持的联盟党－社民党－自民党三大政党主导政坛的格局；(2)促使其他政党重视环保并将其纳入政治议程，出现了传统政党的“绿化”现象；(3)导致人们转变观念，改变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的理念，“绿色”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一项基本的共识和政府政策原则；(4)形成了80年代初强大的“反核”和平运动，反对重新强化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