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认同与历史记忆问题
    文化认同与历史记忆，是近些年来史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杨念群《空间·记忆·社会转型》，保尔·柯纳顿(Paul Koerner Dayton)《社会如何记忆》，莫里斯·阿尔布瓦(Motris Arbois)《论集体记忆》，勒高夫(Le Goff)《历史与记忆》，都是这方面的力作。在世界现代史上，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不幸的民族，一战后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共同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慕尼黑会议”上，“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被英法出卖，纳粹德国最后占领其全境，后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获得解放，成立由各党派组成的“民族阵线政府”，宣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60年改国名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1989年发生了“丝绒革命”，改国名为“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取消了国名中的“社会主义”字样。冷战时代结束后，斯洛伐克要求独立的倾向日益明显，1993年最终分成“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成为“历史记忆”。郑得兴、张家铭、胡丽燕(分别为台北东吴大学助理教授；台北东吴大学教授；捷克查理大学博士候选人)《中东欧年轻世代的认同与记忆——以捷克及斯洛伐克为例》，对分裂后的两个共和国年轻世代(1989年前后出生者)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文化认同和历史记忆进行问卷调研，发现捷克人对自己的国族认同有一种自豪和自尊，仍以捷克斯洛伐克国家认同为主，有“欧洲怀疑”情结；而斯洛伐克人则尽量去“捷克化”，以“欧洲认同”来强化“国家认同”，加速“欧洲化”进程。在历史意识和历史记忆上，捷克年轻世代强调捷克历史发展的元素，而斯洛伐克则强调新架构下斯洛伐克历史的元素，当调查问题“一、捷克斯洛伐克的丝绒革命是哪一年？二、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位总统(1918当任)是谁？”时，他们对问题一的回答几乎一致，对问题二的回答，差异却十分明显：捷克人几乎都知道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位总统是马沙理克(Masaryk)，而斯洛伐克人答对的只有62％。当问到自己国家内(捷克或斯洛伐克)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什么时，捷克人的回答是1918年的独立，而斯洛伐克人的回答是1993年的分裂。可见不同的国家框架建构，就会有不同的文化认同与历史记忆。
    (三)文化传播与范式转型问题
    现代历史研究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从宏观史学转向微观史学，从社会史学转向文化史学，但不管哪一种模式，史学都有“文化中的文化”之称。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出现过诸多的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这些理论或思潮都以不同的方式传入中国，对中国的史学研究和范式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易兰(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论孔德的实证主义史学思想》，从众多的史学思潮中选“实证主义”进行研究，从“实证主义与科学方法；实证哲学与人类历史；实证方法与历史研究”三方面，对孔德“从个别到一般，从分析到综合”的实证主义思想进行挖掘。他认为孔德在“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历史法”中，坚持“历史学作为一门真正的科学”，通过综合、归纳，挖掘人类生活中各种现象的必然联系，推断出其规律，并用于解释人类社会的现象。张洁(温州大学副教授)《留美学人与文化形态史观传播研究》，对“文化形态史观”的内涵，留美学人吴宓、张荫麟、孔繁霱、刘崇鋐、雷海宗、林同济、吴于廑、陈序经对“文化形态史观”的传播情况及“文化形态史观”传入中国后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探究，认为：“文化形态史观”也称“文化形态史学”、“文化形态学”(Morphology of Culture)或“历史形态学”(Morphology of History)，指的是“在历史研究中通常从宏观的角度，以高度自律的文化作为有机的载体，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探讨各个文化或文明体系的异同，归纳出其共通的形态和模式”[5]。“文化形态史观”的传播，激发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热潮；推动了中国史学方法论的更新；丰富了中国史学研究的内容。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文化形态史观”并未像马兹利什(Mazlish)所预言的那样，“二三十年代以后只不过是一件古玩”，而仍呈现出研究的热潮。李勇(淮北师范大学教授)《域外史学在20世纪后期的中国回响》，对西方史学思潮在20世纪后期的中国传播情况及具体回响进行分析，他认为“年鉴学派在中国风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稳步传播、后现代主义走红”[6]构成了域外史学在20世纪后期中国传播的突出现象，使中国的史学由苏联史学一枝独秀变为欧美史学姹紫嫣红，历史哲学著作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研究思路从五种生产方式到多种社会发展模式，研究方法也从阶级分析法进入跨学科法，这些都促进了中国史学的繁荣与发展。
    此外，温州大学陈勇博士做了关于《中世纪欧洲商业银行的组织结构及其经营管理》，杨祥银副教授做了《关于口述资料在历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徐华炳副教授做了关于《海外移民与温州华人华侨研究》的学术报告，并介绍了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和华人华侨研究所的建设情况。
    总之，专家学者们围绕着各种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通过补充、提问、点评等方式进行互动，并针对某些问题进行了辩论，最终达成以下共识：(1)必须深化世界历史尤其是世界现代史研究，把握好体系，编写好教材，设计好内容及考核标准，使世界历史真正成为富有吸引力、影响力的学科；(2)高度重视理论探讨与现实应用的结合，密切关注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趋向，用理论分析和历史经验去解决世界经济一体化、文化全球化中出现的各种问题；(3)实现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扩大历史学科影响力和发挥史学教育在人文素质提升中的作用；(4)加强专业联系，增进相互了解，扩大对外交流。通过此次会议，与会者亲身感受到了温州大学优美的校园环境，扎实的科研基础和发展潜力，表示愿为温州大学的发展和历史学专业的提升献计献策。
    致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国人民大学李世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郑寅达教授等与会专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参考文献：
    [1]张象，纪哉．张象教授治学经历与体会[J].历史教学问题，2012, (6): 38-42.
    [2]Russell R B.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0-1945[M].Washington: Brooking Intitution, 1958: 66.
    [3]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中华民国史资料汇编：第五辑[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168.
    [4]孙若彦．论拉美的反美主义[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9): 40-53, 156.
    [5]张洁．汤因比“文化形态史观”形成因素探析[J].历史教学问题，2012, (4): 66-70.
    [6]李勇．域外史学在20世纪后期的中国回响[J].历史教学问题，2012, (2): 48-53.
    (责任编辑:高尚)